重农抑商的由来以及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 要仔细一点的

重农抑商的由来以及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 要仔细一点的
重农抑商的由来以及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 要仔细一点的

重农抑商的由来以及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 要仔细一点的
重农抑商政策并不是与中国古代历史与生俱来的,而是有一个从思想到政策的产生形成过程,是一种历史产物.自春秋时期,民间私营工商业开始出现与发展,“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就是在官府继续经营国有工商业的同时,民间私营私有的工商业开始发展,打破了工商业全部由官府垄断经营的局面,形成官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并营并存的新格局.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私营工商业日趋发展壮大,商品经济活跃,引发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私营工商业者靠经营工商业迅速发家致富,一则“富可敌贵”,不少工商业者积累起巨额财富,富比王侯,甚至“拟于人君”,对王朝国家的等级秩序、统治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一则“滞财役贫”,“兼并小农”,很多工商业者“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凭借资产购买兼并农民的土地,武断乡曲,对王朝国家的统治基础造成了强烈瓦解；一则诱使农民“弃农经商”,工商业比农业优越的经济绩效引发农民大量放弃务农转而从事小工小商经营,冲击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基础.面对这种情形,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从王朝国家的根本统治利益出发,开始思考针对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对策,逐步产生并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
　　这一时期,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有许多典型代表,核心的主张是要巩固国家政治统治,必须重农,而要真正做到重农,就必须抑商,必须抑制私营工商业的高度发展,把重农和抑商结合统一起来,来消弭引发严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使王朝国家的统治秩序尊卑有序,使王朝国家的统治基础稳定牢固.当时,典型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可以《管子》和《商君书》的有关论述作为代表.
　　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为国家政策并得到切实推行,开始于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管仲明确提出了“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8] 的重农政策,实行了诸如推广铸铁农具、改造盐碱地、分配公田、相地衰征、相壤定籍、与民分货等具体的重农措施,又首创推行了“官山海”政策,通过实施制盐业和冶铁业的官府垄断运营,沉重打击抑制了齐国的私营盐铁业,使盐业和铁业重新回到“工商食官”状态.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将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强力推行,实行了更加严厉全面的具体措施,标志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成形.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有着明显的极端化倾向.商鞅身后,重农抑商政策在秦国继续推行.到韩非子主政时期的秦国,明确了“农本工商末”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又开始称为重本抑末政策,还把工商业者视为国家的“五蠹”之一,明确主张铲除“五蠹之民”,加以更加严酷的打击,抑商政策的极端化进一步强化.吕不韦当政时,抑商政策虽有所缓和,但政策本身仍然十分明确.《吕氏春秋•上农》载：“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9]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勤劳本事,上农除末”政策,甚至把商人和罪犯一同看待,多次遣发商人等到边境地区戍守,加以严酷打击.
　　秦朝自商鞅变法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标志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臻于成熟,它所采取的具体的重农抑商措施也探索出了成功的实践经验,对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既提供了成熟系统的理论,又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运作模式,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秦朝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将重农抑商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推行,并由这一基本政策衍化出轻商、贱商、鄙商的观念和意识,形成一个包括意识、观念、思想和政策在内的有机整体,根深蒂固,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重农抑商政策才开始走向破产,直至消亡.重农抑商政策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封建帝制王朝时期相始终,其中秦朝、汉朝、唐朝、明朝、清朝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具有典型性,突出反映了王朝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支配和操纵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