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背景

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背景
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背景

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背景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