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是司马迁的什么?”

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是司马迁的什么?”
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是司马迁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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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是司马迁的什么?”
史记》为西汉司马迁所著.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