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
前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困难重重,除了领导层缺失共识之外,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方面的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找到改革的支持力量,即使有改革的理念或者共识,也无法付诸实践；同时,在没有找到支持力量的情况下,改革者也就不知道为谁而改革,为什么而改革,也就很自然失去了改革的方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尽管社会上对改革的讨论不多,但党内对改革有共识,而且改革者也找到了支持力量；改革不仅方向明确,而且执行也很得力.但是这些年来,改革沦陷于左派和自由派之间无谓的争论.至少从表象来看,中国的改革领域,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实际政策,都已经高度分化.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其理念实际上都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西方,而非对中国实践的总结和反思.换句话说,高度分化的争论与中国的实情并无多大关系,因而也不会有具有实质意义的支持力量和解决的办法.
　　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来自西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也来自西方.中国本身有自由主义传统,而改革开放之后又培养出很多自由主义要素来.但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传统和新的要素,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来自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物.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批评学说,甚至是一种革命学说.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其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如今是建设年代,那么自然就要把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一种建设的学说.尽管人们一直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事实上依然看不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的,如何有利于建设.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呈现出其传统性,即批评和革命性,也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批评.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非常像马克思当年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当前仍然是最有效的批评现实的方法.这在左派那里表现得很明显.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至多,在这个群体中,有人就怀念起计划经济,甚至毛泽东时代贫穷但平等的社会主义.
　　左右争论脱离中国现实
　　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认同来自西方的“主义”,并奉之为理想,并希望中国走上他们所认同的理想之路.但是,由于这些“主义”没有被本土化,很显然,这种做法只会把中国引导上歧路.
　　除了左右,中国更多的社会力量属于中间派.中间派没有像左右两派那样鲜明的意识形态光谱,但实际上“中间”便是中间派的“意识形态”.中间派所信奉的理念或者支持的政策,较之左右派更符合中国实践.
　　经济改革方面,中间派的立场主要表现在实现各方面经济发展的平衡,包括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政府和市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效率和公平等等.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在改革早期,自由主义派占据改革的主导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在改革计划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后来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被滥用,并被扩展到社会领域,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住房政策等等.在这些领域,本来政府应当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自由主义的侵入,造成了这些领域社会政策的过度市场化.另一方面,近年来,因为社会政策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很自然就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也有人开始把社会政策滥用到经济政策领域,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所以,经济领域的市场程度在不断减低.国有企业的大扩张也是其中一个表现.
　　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作一个分野,为中间派的立场.经济领域要进一步市场化,要鼓励竞争,只有竞争,才能达到效率、创新和进步.再者,对国有企业要设定一个限度.自由派所支持的全面私有化不现实,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正如西方、俄国和东欧私有化所表明的.但国企也不能无限扩张,挤占民营企业的空间.要知道,在国有企业里面是出不了像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的.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当然,经济领域市场化的深化并不是说政府的监管就不要了；实际上,市场化越深入,越需要政府的监管.政府监督和市场化不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在社会领域,中间派强调政府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即使在盛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也是有共识的.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方.西方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在社会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出现大量的社会保护机制,引入福利制度.当然,在一些方面,西方走过了头,导致政府的过分扩张,公共领域的过度扩张,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式改革,在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的同时,缩减政府在社会领域的作用.这个经验表明,社会政策首先必须由政府来主导,但其社会政策运作过程中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如果完全由政府和官僚机构来主导,就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
　　因此,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既不能用经济政策来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用社会政策来取代经济政策.
　　自由派和左派的观点均是舶来品
　　政治改革方面也如此.自由派一谈到中国政治改革就是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对西方制度的认识流于理论和表象,没有看到实质,过分强调体现形式.形象地说,自由派就是要桔子（中国）改造成苹果（西方）.显然,这是他们知识想象中的一种美妙乌托邦而已.
　　与之相对的左派也并非本土派,左派思想渊源也是西方.中国的左派批评自由派所称道的“普世价值”,但左派（无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所坚持的大多数价值观也是从西方进入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政权有诸多的批评,但是除了短暂且不成功的试验（巴黎公社等）外,人们并不知道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权应该是怎样的.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态度,重点转向了如何改进和改善现存制度.新马克思主义对改善和改进西方制度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较之其他主义,马克思主义更使人看到问题的实质.这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但在中国,左派和自由派都是为了一个并不在中国存在的“稻草人”而战.
　　中间派在政治上也是务实派.中间派承认现实政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起点.在以下两个方面,中间派把自己和左右派区分开来.第一,和左派不同,中间派认识到并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相配合,用政治改革来保护经济改革的成果,深化经济改革.同时,政治改革本身也具有深刻的意义,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各种权利.第二,和自由派不同,中间派反对走自由派所提倡的西方化道路.西方化不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改善和改进制度.这就是说,中间派认识到现存体制是可以改革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大趋势,但民主化必须在中国的环境里有序展开.
　　西方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多党制和民主,而是在于中间力量的巨大.社会自身的整合力量远远大于政治力量对社会的整合.实际上,政治力量往往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在中间力量很强大的社会,一个政党可能靠左一些,另外一个政党可能靠右一些,但极左和极右的可能性不高.一旦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任何政党都难以具有足够的社会基础.
　　中间派是稳定的基石
　　中国社会高度分化,政策很容易滑向极左或者极右.但同时,人们也不可忽视迅速成长中的中间阶级.例如,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经济成长,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力量.又如中国各方面的教育普及程度居发展中国家前例.崛起中的中间力量体现着务实和理性的思考.即使是底层的中国民众,也只有在被左右派动员的时候,才具有政治色彩；平时他们表现的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中性或者中立.实际上,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希望的是稳定和秩序,而不是被动员起来去建立一个他们并不能认知的理想秩序.
　　中国的改革有没有出路,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够超越左右,是否能够动员中间力量,中间力量是否能够走上前台.中间力量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存在着,但是他们都比较沉默.他们之所以沉默,或许他们不希望“折腾”,希望社会稳定有序的进步.但问题是,如果中间派保持沉默,那么改革的舞台就会被其他势力所占领.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符合中间派的利益.
　　要推动中国理性的改革,就要求改革者来动员中间派.要动员,就要为中间派建立其利益表达机制.建设中间力量的改革话语也同样重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引入了太多的盛行于西方的激进左派或者自由派话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信以为真.如果中间派的改革话语得不到建立,那么改革政策仍然会或左或右.
　　中国社会如果继续被左右派操弄着,就不会有出路.现在或左或右的局面得不到改变,社会很容易会走入对立、不稳定、甚至暴力的局面.对执政党来说,如果要持续生存和发展,也必须摆脱或左或右的立场,而把自身的社会基础和政策牢固地建立在中间力量之上.失去了中间力量,中国要不就是一个极右政权,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性左派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