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

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
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

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之一）
俄罗斯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下了一个非常简炼的定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预见到并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当代另一位著名的文化批评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W·萨义德对知识分子有过相似的定义：“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
对现况提出异议
是的,无论哪个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对社会罪恶的愤怒,对人民苦难的敏感和同情,承认良心至高无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仗义执言,“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世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你的良心,你要不屈不挠.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俄罗斯知识分子》P27）
顾炎武说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中国老百姓也爱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是让没有学识、不占有任何社会资源的平民百姓来关心、思考或承担国家兴亡的责任,确实强人所难；对于国家的衰落,尤其当社会因权力肆虐而民不聊生,或因世风日下而出现如李汝珍所感叹的“人心不古,都尚奢华”时,恰恰应该由学者、知识分子站出来承担责任——敢于向权力直言,迫使其改弦易辙,以救祸乱；敢于声讨世间的邪恶势力,迫使其改恶为善；敢于向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浮躁、贪欲挑战,而绝不媚俗.
这些特点注定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他是权势的挑战者,是民族苦难的承载人.他不可逃避地面对着某个强大的势力,为民众的苦难呐喊,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抵制权力的迫害或者诱惑,他与权力斗、与恶势力斗、与恶习斗,也与自己面对力量悬殊的对手时所产生的动摇和懦怯斗；在这些搏斗和挣扎中,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单薄的,孤独无助的,但正是有了这些惨烈的、寡不敌众的搏斗,即使最黑暗的历史也会经常闪现出瑰丽的光芒.
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是关于知识分子作品的永恒主题.中国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封建专制几千年,现代政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从无数次历史变革的成败、悲喜中迎来了一次次精神的升华或者沉沦；但无论是一次次精神上的凯旋,还是一次次沉沦和堕落,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都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与权力的抗争中或者光辉灿烂,或者黯淡失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延续千年不变的生存状态：抗争胜利了,知识分子便获得了社会的主体资格,有了与权力不相上下的话语权、也有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辉煌；有时,知识分子被国家逼向社会的边沿,被权力扭曲成见风使舵、或噤若寒蝉的可怜虫,躲在破残不堪的象牙塔内瑟瑟发抖……
知识分子的存在如此重要,如果他沉默了,权力便会腐败；如果他倒下了,“天下”便会坍塌一块、给社会留下一片精神的废墟；如果他堕落了、败坏了,那问题将更加严重——整个民族便会如见鬼了、着魔了似地失魂落魄……
一个失魂落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恰恰在中国上演了,而且来得十分突然,就如清代纪昀所言：“既不炳烛,又不扬声,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
这先生是知识分子,这鬼便是近十多年来横扫中国社会的金钱.
金钱对中国的扫荡来势凶猛,它以神话般的力量直指国家,也直指知识分子；它在颠覆了权力之后,又立即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颠覆.
历史的回答严酷而斩钉截铁：“无士则亡!”
著名学者陈寅恪也作过类似地回答：“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陈寅恪的假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现实.
最近二十多年,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次败北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二十多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二十多年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最好的二十多年；打败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是权力,而是权与钱的合力夹击.
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被权钱合力打翻在地,还被金钱所肢解、所阉割；直至整体性地被夺去魂魄.
探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轨迹,就是要把权力和资本——主要是资本——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过程揭示出来.
说文雅一点则是,我们想通过权力中国、财富中国、文化中国三者相互对抗、撕扯、合流、交融的全过程,来解读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搏斗、挣扎和最后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