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又怎么样

王蒙：是又怎么样
王蒙：是又怎么样

王蒙：是又怎么样
地处山野,耳不聪目不明,听这些传闻,就像听中东战争一样,又新鲜又遥远. 很想找份刊物找份报纸,看看小说是怎样的小说,批评是怎样的批评,总也提不起那个兴致.王蒙自当了文化部长后,他的小说我很少再看,我不相信一个当今的文化部长能写出怎样的好作品,不管他先前写得多么好——将先前的敬意完整地保持下来就足够了.而《文艺报》,两三年来我连摸也不摸了.
感谢一九九二年三月七日《作家报》上刊载的综述文章,使我这样懒散的人,能对这场论战的详情有所了解.知道除《文艺报》外,《中流》和《文艺理论与批评》也发表过评论文章,王蒙自己也写过辩护文章,发在《读书》上. 我看了两遍,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就像在看一场《三岔口》,刀光剑影,摸黑儿对打.对一个卸了职的文化部长写的这样一篇小说,哪用得着如此大张挞伐.另一面呢,批评由他去批评,哪用得着上诉,又哪用得着如此的辩护. 以我这山野之人看来,这场论战原本就不应该发生,若发生也不该是这样的态势.我们刚刚许诺,让作家们心情舒畅地写作,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言犹在耳,怎么就又打又抓又戴起来了?刚刚还批评作家脱离生活,怎么对一篇稍稍贴近生活的作品又如此苛求,无限上纲?再说王蒙,前些年还“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怎么刚刚卸任没几天,就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闹到要对簿公堂的地步,全无先前的潇洒平和之态?你说的那些写作经过,不过是初学写作者的常识常规,若批评已在常识常规之外,作这样的辩白,岂非自作多情? 批评一方的重头文章,是《文艺报》上的《评小说〈坚硬的稀粥〉》,全文万余字,堪称近十几年来少见的报纸批评文章,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声势煊赫的大块文章差可比拟.该文认为,“稀粥”中的这场改革,是作家虚拟的,但它与我们眼下的改革有一定的联系和关系.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讽刺性小说对生活的反映还有它独自的特色.简言之,“稀粥”中的这场改革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缩影的关系,尽管在写法上类似“看似不经”,然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实质上却是反映现实,缩影现实,批判现实,讽刺现实的. 而王蒙在《话说这碗粥》一文中,也承认这是一篇讽刺小说,其中有对人民内部的一些缺点、弱点的嘲笑.批评的主要矛头直指食洋不化、全盘西化、追逐时髦、盲目幼稚而又大言不惭的“儿子”,兼及“徐姐”、“爸爸”、“堂妹夫”.而小说中的“爷爷”,恰恰是他塑造的一个宽厚、慈祥、开明而又从善如流的人物. 也就是说,两边都承认是讽刺小说,只是在对讽刺的对象和讽刺的程度上认识不同.对象的焦点集中在“爷爷”身上,一方说你太不尊重我们的“爷爷”,一方说我是那么热爱我们的“爷爷”.程度的差异在于,一方说你是批判现实,讽刺现实,一方为自己开脱,说我只是讽刺了人民内部的一些缺点和弱点,态度十分的端正.这开脱不过是机警的躲闪,像京剧《三岔口》中的那位投宿者,躲过了店主那最初的一击.长期以来,我们养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凡遇批评,尤其是那号咄咄逼人的政治批评,总是躲闪、逃遁、辩白、求饶,先做出一副挨打的架式.整个思维过程全错了.为什么不可以回过身来,坦坦荡荡地反问上一句：是又怎么样? 道理明摆着,党中央一再号召作家要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具体到目前,就是要深入改革的生活,反映改革的现实,廓清改革途中的一切思想障碍,为改革大业鸣锣开道.而要做到这一点,讽刺甚至抨击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若一味粉饰现实,歌功颂德,岂不违背了党中央殷殷号召的初衷?既然如此,像“稀粥”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过错?只恨其少,还能一个都嫌太多?——批评者做出一副捍卫改革成果的骁勇模样,自以为立下了不世之功,殊不知正在做着堵塞言路,扼杀创作,也即阻挠改革,破坏改革的勾当.再问一句,那些“微言大义”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出来,也不朝那方面想,怎么偏偏诸位能看得出来,要朝那方面想,这不正说明尔等心里先就存下了不敬的念头么?若以“腹诽”见责,又该当何罪? 王蒙的过错在于,既有勇气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就应当有勇气捍卫它的纯洁,若不自信,获奖就该婉言谢绝.若自信,对那样粗暴的批评,则应当要么置之不理以示鄙弃,要么奋起抗争以示刚正.如今作出这样无力的辩白,形同乞讨,只能说有些句子也还油滑可喜,不失王蒙本色.当过文化部长的人,没有一点文化人的气节,实在令人失望.去的已经去了,该来的总会再来.连这么点骨气都没有,怎么对得起信任你的读者,身为中央委员,又如何对得起器重你的中央? 山野之人,粗鄙之言,不管当说不当说都一并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