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原因

梁启超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原因
梁启超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原因

梁启超高度评价王安石变法原因
梁启超如此高度评价王安石,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中坚,与王安石当然有惺惺相惜之意.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例如梁启超曾评价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因为他也和康有为主持戊戌变法，所以和王安石有同感。

王安石的悲剧——读梁启超《王安石传》2008-05-21 12:51王安石被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推行的变革，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宋史却对王安石“吠影吠声以丑诋之”。现在人们仅是对他的文章稍有欣赏；至多是对他的那种勇于改革的锐意进取之精神表示钦佩而已。我曾拜读过2003年第2期《随笔》上吴明明先生的《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一文。文章对王安石的新政提出质疑，对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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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悲剧——读梁启超《王安石传》2008-05-21 12:51王安石被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推行的变革，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宋史却对王安石“吠影吠声以丑诋之”。现在人们仅是对他的文章稍有欣赏；至多是对他的那种勇于改革的锐意进取之精神表示钦佩而已。我曾拜读过2003年第2期《随笔》上吴明明先生的《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一文。文章对王安石的新政提出质疑，对新政的后果至动机最后到王安石本人的品格都进行了批评，认为王安石的新政是一场悲剧，且正是这新政导致了北宋王朝的人心离散，从而促使了北宋不久后的覆亡。另外，文章还认为王安石的道德文章写得好，但具体的道德实践却没有表现。换句话说，王安石不过是个伪君子而已。
自古圣贤多寂寞。近千年前的王安石新政，不仅不为当时人所“理解”，即使到了今天还不能为许多人所“接受”，看来王安石的新政确实是一场悲剧。
任何改革都是艰难而痛苦的。王安石在当时“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不恤国事，同俗媚于众为善”的那种苟且偷安碌碌无为的官场习气下，竟然“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所以虽是承皇上的旨意行事，“则众何为不汹汹”？改革必定要牺牲某些特定阶层的利益，尤其到了关键时刻，触动了特殊阶级的利益时，则更是步履维艰。
王安石执政之初，制置三司条例司，裁冗费十分之四。众所周知，当时朝廷大员的大半衣食来自于“冗费”，他们自然对此有满肚子的意见；青苗法的本意在于“抑豪右之兼并”，但是朝廷大臣们个个都是“豪右”，都是或明或暗行“兼并”之事的，他们怎么不对这举措咬牙切齿？
王安石的政令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这不能全部责怪他，这是当时整个王朝的腐败体制所造成的。如果说王安石需要负责的话，那就是他制定的政策还不够周密，还没有考虑到诸多执行的细节问题。新政施行的过程中出现过百姓家破人亡的事件，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怀疑王安石施行新政的良好愿望。因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改革都是为了达到本朝长治久安之目的。
年轻时竭力攻击新政的苏轼，晚年在给滕达道的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有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任何政策法规都是在施行过程中不断补充完善的。事实上王安石的新政到了后期已经显现出了它的巨大作用，但哲宗继位，司马光之辈一执政就全部废除了新法。然后又逐步地恢复其中的某些新法。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二月罢青苗法。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为由，又请求恢复施行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推行青苗法本来是为了利民，只是应当在施行过程中进一步规范起来，禁止地方官硬性摊派，硬要农民向官家贷款……司马光与范纯仁都是当初反对、攻击新政最起劲的集团首领，却在18年后对青苗法津津乐道，这确实耐人寻味。我认为，当初青苗法施行时一定是成效显著的，因而继政者即使想强行抹杀它的功绩也是不可能了。
王安石的人格是没有问题的，尽管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政客，是一个既在上层政场上清洗，又对下层百姓进行言论封堵的死不认错的固执的政客。中国历史上，凡是一朝大权在握便独断专行排斥打击异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往往都是没有好下场，因为等到他大权旁落，失势去宠的时刻，便是政敌开始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反攻倒算时候：小到褫夺爵封革职流放，大到剖棺戮尸诛杀九族，无所不用其极。这类案例不计其数，无须赘述。虽然在终宋一朝，因为有太祖诏令而诛杀大臣之事极少发生（岳飞是个意外中的例外），但迫害大臣的事情却仍是很多的。而罢政后的王安石是怎样的呢？57岁那年（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的十月，最后一次罢政之后任江宁府通判，58岁（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被封舒国公，60岁（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封荆国公，65岁那年（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的三月，神宗驾崩，宣仁太后临朝，他任司空（即工部尚书，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66岁那年（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四月去世后追封为太傅，去世后8年（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谥“文公”。如果说当初神宗在世，反对派不便反攻倒算的话，那么哲宗继位、王安石去世后总可以实施了吧，但事实是，他们虽然对他的政绩不置可否，但对于他的为人，仍是称诵有加的。王安石去世时，司马光就奏称王安石“节义过人”，力请朝廷优恤。
王安石的新政，由于伤害了当权者的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普遍反对。由反对王安石的政治措施到攻击王安石本人，后来竟发展到凡是听到有一个议论为王安石所发，就掩耳不听，根本不问其所发为何议；凡是看见有一条诏令为王安石所拟，就闭眼不看，根本不问其所拟为何诏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王安石命令他们去施行，他们要么依恃自己的地位、身体来拒绝，要么到皇上面前奏本弹劾（以示据理力争）、摔乌纱帽而离去（以示不与王安石同流合污）。朝中大臣既“不屑”协助王安石，而王安石又不能违背原则而一事不办以示向诸位“道歉”，但是也不能凭一个人的力量而处理天下所有的事情……所以，当时王安石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梁启超先生在《王安石传》中引用了欧阳修记载“濮议”真相的全文后，不无感慨地说：濮议之役，耿直、高尚的韩琦、欧阳修二人是主角，他们的所作所为，于义理没有丝毫违背，但仍然被人诬蔑为“交结宦寺”、“盗污孤甥”，对于王安石新政，他们的攻击诬蔑之状是可以想象的。濮议一案，尚有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可以将当初的是非曲直来让后世评论，但熙、丰新法，因为王安石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只能看见如《神宗实录》之类的一面之辞，所以王安石的新政也就千古如长夜了。
梁启超先生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执政者只有实行乡愿主义，一事不办，随大俗，那才可以好好地过着日子。假如有所行动，则不管是何举措，都足以给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口实而遭受攻击。想当初庆历年间的范仲淹只不过是“裁恩荫之陋，严察吏之典，补直时弊之一二事耳”，尚且已经搞得朝廷内外沸反盈天，大小廷臣群起而哄之，使得他不到一年便退职——假如当初仁宗能够以后来的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坚决支持范仲淹，那么后来加在王安石头上的一切恶名便都将由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来承担了。
这样看来，王安石本人的“悲剧”从他进入政界的那天起就注定的了。

2003年4月初稿
2008年5月定稿
（《王安石传》，梁启超著，海南出版社2001年10版）

http://hi.baidu.com/supercom/blog/item/bf4109ecfd613f38279791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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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无可厚非！他使北宋能对抗外敌，而康希望戊戌变法亦如此！

王安石的心声让他产生了共鸣。人言，天变那一套。
你在看看他评价李鸿章，两者相结合看。

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商鞅，王安石，张居正；
商鞅虽死但变法成功了；张居正是拉着太后还有个太监一起变法，而且是死后变法夭折了；只有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最相似，皇帝奋发图强，可最后都因太后而废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