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科学家参加了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实验

哪位科学家参加了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实验
哪位科学家参加了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实验

哪位科学家参加了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实验
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在西北“金银滩”诞生 ；
　　第一颗原子弹代号为“596”；
　　苏联专家是“只读不说的哑巴和尚”；
　　致命的铀球掉在工切屑盘中；
　　原子弹爆炸在即,发现一群国民党败兵；
　　毛泽东说：“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设计和制造裂变武器向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们必须在微小的细节上探索各种复杂的设计途径.在中国,许多卓越的物理学家,包括大批理论工作者,都被征来参与这项探索性计划.美苏持续不断的核武器试验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帮助.每当他们新的核武器爆炸时,中国人就要对大气做认真地抽样分析,再结合其他情报,就能够获得了些设计线索.中国人知道或能大概估讲出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器的发展情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从外国的核计划获得了好处.
　　中国仿造和改进苏联的核计划,但形式有所不同.中国也没有实现他们想利用苏联最先进的知识与技术的宿愿.本文叙述了中国怎样设计制造第一批原子弹及其试验过程.
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第九研究院)
　　1955年,中央政治局作出一项加紧实施核武器计划的决定.1956年11月成立以宋任穷为部长的二机部不到一年,工作已在各领域铺开,其中包括地质、采矿、铀处理、钚生产和铀浓缩；也许其中最关键的领域还是设计机构.
　　1957年夏,宋任穷接见李觉,让他领导二机部拟建最保密的机构：核武器局,对外称第九局.随后,在1958年1月8日,宋任穷派李觉直接负责一个设计机构的筹建工作,并请他出任该机构的领导.当准备工作完成后,李觉被任命为该机构的领导人.该机构总部先是设在北京,后迁至青海,命名为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
　　局外人很少知道这所研究院,而那些知道它的人如果需要谈及这个院时也只提其代号——九院.九院诞生在大跃进的喧嚣年月里,这期间对于尖端科学技术显现出的征兆是不祥的.在针对知识分子的全国性反右运动的高潮中,中国着手成立北京核武器研究所,一个具有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所规模的专门武器实验室,并配备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李觉领导的研究院在遥远的中国西北部,他对这一边远地区并不陌生.在到核工业部九局任职前,他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但因病或受伤,他中止了在西藏的工作,1957年夏他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疗养.宋任穷认为他很适合去九局任职,因此向中央领导打了报告.当得到上级批准后,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就把此消息透露给了李觉.一向直爽的陈赓对他说：“老李,过几天部队就要送你走了.”使李觉吃惊的是预先通知他要改变工作,而其细节陈赓又不愿在医院告诉他.由于陈赓对他的询问只报以微笑,李觉以为陈赓是在拿一个新职务跟他开玩笑,因而对陈赓的话并没在意.
　　出院后,李觉接到去第二机械工业部报到的命令,他这才知道他对陈赓的话判断错了.
　　在二机部,宋任穷告诉他,其职务已由最高当局决定,并向他详细传达了政治局决心制造原子弹的决定.此刻,李觉因其祖国给予他的这个荣誉而激动,便接受了这一任务.宋任穷当场交给这位九局新领导人一项任务,让他全面负责考察核武器研究院,
建生产厂、仓库以及核武器试验基地的可能地点.
　　为了选址筹建核武器研究院,李觉和他的同事们跑遍了中国的“千里”大西北.根据这次调查得到了第一手资料和经过认真分析的概括性材料,他们最后把点选在青海省,并报告了“中央领导”(大概指的是二机部和中央军委).1958年7月,当局批准了他们的建议,随后,在这片极其荒芜的大西北高原,开始了一场建设的奋战.
　　1958年,在得到批准后的三个月里,大批建筑工人开始向李觉所选定的地点进发.他们乘火车到达甘肃省兰州市,然后坐卡车走过尘土飞扬的山路来到青海省会西宁；继续向前,来到位于青海湖东边海晏县境内一片广阔的地域,称为“金银滩”.在那里,
他们搭起帐篷,并开始平整研究院的施工场地.在这批“先遣队”中,有2000名士兵,7000多名从全国各地征来的农民和大约
2000名熟练的建筑工人.此外,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有数千名从海外归国的专家、学者以及大专院校毕业生经过艰苦跋涉,西行来到这所研究院.为了保证人员和物资流动畅通,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和交通部的筑路工人迅速修建了通向青海基地的铁路与公路网.
　　1960-1962年的“三年灾害”直接冲击了正在建设中的研究院.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最严重的情况是缺少粮食.在全国物质短缺最严重的时刻,聂荣臻要求海军、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从他们的供应物资中取出25000公斤大豆和罐装食品送至青海营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成功了.1962年底,这所研究院在那片高原上已占地方圆几百里.那里空气稀薄,人每走上几步就感到呼吸困难、头晕目眩、气喘嘘嘘.那年,大批实验室已经盖了起来,还有更多的设施正处在建造中.此时,使研究院引以为荣的是它已拥有了一座发电厂、一些机加工车间、一个炸药制造和试验区、宿舍、娱乐设施和守卫兵营等.
研究院的领导机构
　　李觉挑选了三位主要同事来共同领导他的研究院,他们是吴际霖、朱光亚和郭英会.第一位吴际霖,虽然他在中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中做出过杰出贡献,但至今甚至在中国的核工业界里许多人士还不了解他.吴际霖和李觉不一样,李觉在1936年就离开学校开始了地下革命工作.吴际霖是四川成都人.
他一直攻读到1937年才毕业于化学专业.吴际霖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时参加了蒋介石的军队,随后他到了山西向前线士兵讲授防化常识.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共产党地下党员,此人劝他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参加八路军.
　　吴际霖的新军事领导人很快意识到他有特殊的科学才能,就把他送到延安军工部门工作.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派吴际霖到鲁南负责同样的工作.1949年后,吴际霖在那里担任山东铝冶炼厂的厂长.他对冶炼厂的管理很成功,特别是他“大胆任用解放前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使工厂的产量大为提高,但同时也招致一些心怀不满的党的高级干部对他进行攻击.1957年下半年,陈云已是政治局负责核武器计划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他想到了吴际霖的才能,就把他推荐给宋任穷去九院任职.开始,吴际霖作了李觉的主要副手负责该院的组织工作.1962年底开始他兼任了尖端技术委员会主任.
　　李觉领导小组中的第二位成员是朱光亚,他1959年7月1日到该院任职.朱光亚毕业于中国西南联合大学,随后留校担任助教,并同吴大猷教授一起工作.二次大战后,吴大猷作为高级科学家三人小组成员,被派往美国考察,他请朱光亚陪同.朱光亚因这一邀请而到了美国,进而在密执安大学获核物理博士学位,四年后他回到中国.此时新掌政权的共产党政府指示他在选定的几所大学里组织开设核物理课程.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被派往朝鲜,他在停战谈判期间担任翻译.1959年他进入九院后,李觉派他作为领导干部去协助吴际霖管理科研工作.这和他在中国的几所大学里创办核物理课程的工作类似.
　　朱光亚作为该院科研主要负责人,努力把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联系起来,他特别注意技术质量监督方面的人员培训.令人难忘的是他坚持科学高标准努力培养研究院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一直持续到8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为了表达对这项研究取得的特殊成就的敬意的一次隆重的仪式上,提到了朱光亚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此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朱在共产党中的地位稳步上升,他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后来成了正式委员.
　　象吴际霖一样,九院领导机构的第三位成员——郭英会也是李觉的亲密助手.根据有关他的一些零星资料,我们知道,他曾同吴际霖和李觉一起陪同苏联专家去西北考察,确定九院和铀浓缩工厂的厂址.他在组建九院特别是在九院早期发展过程中贡献显著,因此人们记得他.
　　然而在谈及这四人领导时,我们也许还可以把该院组织领导圈进一步缩小,因为这四人领导所做的大量决第主要是靠九院的三位权威科学家的协助而制定的.这三位科学家正是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这三人同朱光亚一起担任了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后又到九院任副院长.只有当我们了解其他人时,我们才会更加明白为什么勾画决策者明显不同于勾画一般工作人员,这些人是陈能宽、邓稼先和周光召,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九院科学家像理论物理家于敏、教授方正知、副教授钱晋和俞大光等.
　　王淦昌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与利萨·迈特纳(奥托·晗恩的同事,后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合作从事放射性研究,1934年在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王淦昌在导师指导下,也曾研究过宇宙射线.王淦昌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回国了.事实上早在1937年他就在山东和浙江教授物理课程.抗战爆发后,他被迫去了中国的西南.在有关他的传记中,记载了他对抗战的贡献,他捐献了他全部的珠宝,并为教师们编写了一部名为《军事物理》的教材.战后,美国政府把他请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作为研究员从事核物理学的研究.后来,恰在共产党接管中国之前.王淦昌乘船回国了.
　　据报道,1952年,北京派王淦昌到朝鲜从事“搜集放射性物质”的秘密工作.回国后,他又恢复基本粒子的研究.他的政治与科学成就使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职位的候选人；第二年他被任命为现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此研究所后来实际上是物理研究和原子能研究所.1956年王淦昌去了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1959~1960年春他任该所副所长.此后,他便又回到了北京.
　　王淦昌在1960年参加了北京的那个临时研究所两年后,被任命为九院第二技术委员会主任,他是核爆炸基本原理试验和原子
弹的中子发生器设计与试验两方面工作的总指导.李觉给他的任务是监督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与制造.
　　彭桓武和王淦昌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到北京核武器研究所报到的.在他进入该研究所之前,这位从爱丁堡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的人又获得了“怪才”的荣誉.他也是第一位被英国聘任的中国教授.据说：“他解数学题时,根本不需要助手.他全心投入工作,很晚才结婚.甚至在王淦昌眼里,他也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两年后,他便成了第三技术委员会的主任.
　　1960年,著名的从事导弹计划的科学家钱学森推荐物理学家郭永怀去九院的这个研究所工作,后来他任第四技术委员会(也是最后一个技术委员会)主任.郭永怀是山东人,他到美国读研究生时,他专业从物理学改为空气动力学.他与钱学森一样,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到康奈尔大学执教,并因在应用数学方面采取了Plk〈Poincare——lighththill——kuo)
奇异扰动而闻名.1949年后,美国政府企图不让郭永怀回国,虽然没有象对待钱学森时那样搞得政府自己很狼狈,但也直到1956年,才允许郭永怀回国.他一直在九院工作.直到1968年因飞机失事而去世.
　　郭永怀的大部分工作是从事核武器的力学特性,包括结构强度、压力分配和振动等方面的研究.例如：最后他组织了科技人员进行震动、离心力以及温度和噪声变化等方面的试验.这位由美国人训练出来的工程师既是专家又是管理者.他在核武器研制
的整个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还向参加此项任务的 新手们传授了有关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许多基本理论.
　　对于九院其他科学家的具体情况我们仅略知一二.尽管设计原子弹的主要功勋归功于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但其他科学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陈能宽就是其中一个.他到九院之前,曾获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并发表过几篇关于金属物理学的重要研究论文,参加原子弹设计工作之后,他不得不改变个人兴趣,而成为一名化学炸药和雷管方面的专家.他帮助完成和试验原子弹炸药装配.陈能宽在设计第一枚原子弹的点火装置时,是与方正知合作进行的.这两位科学家完成了核爆炸理论的一项关键性试验.陈和方从中国高等学府的理工系中招收了一批有为的大学生作为他们的助手.
　　邓稼先到九院时是副研究员,他毕业于中国西南联合大学,也曾留学美国,在珀杜大学获博士学位.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回国,协助倡导建立中国科学院现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当九院的核武器研究所在北京初建时邓就参加了创建工作.70年代他被任命为九院的领导人.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从中国的第一流大学中挑选出色的大学毕业生.经过3个月的挑选,28名最优秀者被他选中进入了北京西郊的这个研究所.其实在彭桓武、王淦昌和郭永怀来到该研究所之前,二机部就指定邓领导一个所谓的理论论坛开始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探索.
　　从那时起,邓稼先便在设计工作中展现了独特的天才,他担任了理论部主任.在研究所里,他用了半年时间指导4个青年人完成了关于高温高压下材料状态方程的求解.有一次他谈及此事时说：“如果把原子弹比作一条龙,那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就是龙头.”后来,他组织了十几个工程人员完成了原子弹力学结构的计算,这些技术人员的平均年龄才23岁.邓把学校里的风气带进了设计组.那时彭桓武在他领导的所有设计组里鼓励广泛的学术交流,尽力减少繁琐和官僚主义.彭要求他的同事对工作中的每一细节都要细心谨慎,而邓稼先正好符合这一要求.
　　到达九院的另一位年轻科学家是周光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