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关系(有具体事例)

古代中日关系(有具体事例)
古代中日关系(有具体事例)

古代中日关系(有具体事例)
一、汉魏时期——中日关系萌芽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战国时代的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说明那时中国人还只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到东汉班固写的《汉书·地理志》中,才明白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前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应指黄海及东海一带.分为百余国的“国”,应该是部落或部落联盟.
据范哗《后汉书·东夷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是《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认为“倭奴国”是“倭人权国”之意.半个世纪后,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东夷传》),说明倭国已用生口(奴隶)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品.
后汉末年,中国北方人民起义不断,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乐浪成为东北亚诸族交通中心.建安9年(204年)度子公孙康立,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统辖中日朝各族交往事宜.康子公孙渊自称燕王(237年),阻断各族与中原交往,并联南方吴国.景初2年(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之命灭公孙渊父子,乐浪、带方二郡遂成为中日等国外交往来的枢纽.就在此时,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邪马台国与中国往采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魏景初3年(239)卑弥呼迫使到带方郡,要求“朝献”.经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进京(洛阳),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魏明帝授与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与黄金、五尺刀、铜镜、真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明帝沼书、印绥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
第二次：正始4年(243)卑弥呼派使节8人到洛阳,献上生口、倭锦、绎青嫌、绵衣、帛布、丹木柑、短弓矢等.魏帝齐王芳沼赐黄幢1顶,正始8年(247)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二次赴日.
第三次：正始8年(247)卑弥呼派使节载斯乌越到带方郡,诉说狗奴国男王卑弥弓与邪马台国相攻情况.带方郡太守张政等带去沼书及黄幢,出面调停.这是中国使者第三次赴日.
第四次：正始9年(248)卑弥呼死后,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献上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孔、青大句珠2枚、异纹杂锦20匹.
卑弥呼女王遣使朝贡是为增强自己的实力,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国输入的少量铜镜(三角缘神兽镜)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于是以中国镜为范板,制造出国产“倭镜”即模仿镜,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据田中家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有3000面,其中三分之二是倭镜.铁刀的流入,无疑也推动了日本铁器的生产.
二、中国南北朝时期,大和国统一日本,中日之间形成朝贡关系.
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
公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中日通好后,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为后来飞乌文化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
三、隋唐盛世,日本屡派“遣唐使”大举学习中国文化.
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自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至宽乎6年(公元894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遣唐使团初期分乘2艘船前往中国,每船载120人左右,后期大抵乘4船同行.使团成员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遣唐使还起到了贸易使团的作用.遣唐使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接他们学成回国.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遣唐留学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钻研佛教.在平安朗以前遣唐留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较长.由于他们学习时间长,又同中国人久处,所以不仅其文化知识,且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的影响,为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
四、宋元时期中日两国的交往.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公元979年太宗统一了中国.日本东大寺僧裔然于永观元年(公元983年)乘吴越陈仁爽、陈仁满的船到中国,受到宋太宗的接见.公元988年商然派弟子嘉因来宋,向宋帝献礼物.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承历2年(公元1078年)日本政府遣答礼使僧仲回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持复信回访,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平安末期逐渐走向正常化的日中关系,镰仓幕府继续予以推进.镰仓幕府积极与南宋贸易的主要原因是获取南宋的铜钱,因为那时日本自己不铸造铜钱,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
公元1260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成为蒙古国王.公元1267年迁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北京).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公元1268年他命高丽使者持书赴日,书中表面上要求建交,实质是效令日本朝贡.京都朝廷几经研究,末予回答.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征服日本,结果都应为台风而失败了.中日关系遂告中断.
五、明朝时期复杂的中日关系：倭寇与勘和贸易
倭寇主要由镰仓时代以来西部一些名主、庄官、地头为核心的纯海盗帮以及武装商人集团和游民等构成.他们在西部豪族的组织下,以对马、壹歧、北九州的松浦和濑户内海为据点,侵掠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方.从13世纪上半期至16世纪中期活动了300余年之久.
公元1369年(明洪武2年,正平23年)3月,倭寇与沿海海盗抢掠山东、江浙、广东,朱元璋派杨载带国书赴日交涉,要求征西将军怀良亲王镇压倭寇.怀良亲王非但不理,反拘杀明使,自此倭寇更猖獗,竟经山东南下,转掠浙江温(永嘉)、台(临海)、明(部县)诸州、及至福建沿海.时怀良亲王又暗助明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图谋“一举干掉明主”.公元1387年(明洪武20年,元中4年）,宁波卫指挥林贤借日兵助胡惟庸谋反事件被揭露,明太祖遂绝日本贸易,严海禁,遣将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于是下令九州探题取缔倭寇,并于应永8年(公元1401年)5月以博多商人肥宫及僧人祖阿为使臣赴南京,致书惠帝,表明恢复邦交意愿.应永11年 (明永乐2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允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对此种贸易不只减免关税,且承担“日本国王”使节及其众多随员(实际是商人)在明期间全部食宿费用,发给衣服,免费供应他们归途一个月的海上旅程用粮.部分贸易品是以足利将军向明帝贡献方物、明帝回赠“颁赐物”的方式进行交易的,一般说来,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应永15年(公元1408年)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立即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动又继猖獗.正长元年(公元1428年)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永享4年(公元1432年)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为正使,携带国书赴明.次年(公元1433年)5月龙室到北京,向宣宗献方物和国书,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条约规定10年一贡,贡船不超过3艘,人员不超过300,刀剑不超过3000.同时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