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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田园诗价值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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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凡是杰出的作家,对其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总应该有直接或间接、明显或曲折的反映.也就是说,他的作品要对人类有认识作用.那么,陶渊明的田园诗是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呢?如果我们说,陶渊明田园诗中那些对当时现实的田园生活进行了客观描绘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我以为,陶渊明的全部田园诗（包括那些抒情之作和幻想之作）都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这里仅仅以他的幻想之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例,试作如下分析
《桃花源诗并记》尽管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虚构出来的一个乌托邦,但实际上它是东晋社会现实的产物.东晋王朝在失陷了中原、偏安江左后,腐朽的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仍在进行着激烈的内部夺权斗争,使人民长时期处于动乱不安之中.兵役、劳役、水灾、旱灾,加上东晋名目繁多的赋税,真是无灾人祸,逼得人民四处逃亡.后来,匈奴、鲜卑的统治者在攻陷中原后残酷杀戮汉族人民,这种逃亡的现象就更为严重了.元兴三年“晋民避乱,襁负之淮北者,道路相属.”刘毅任江州刺史时给皇帝上书说：“江州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史书关于当时人民大量逃亡的记载,不胜枚举.当时逃入深山的人大都是：“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又如《晋书·庚衮传》便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王公之唱义也,张弘等肆惊于阳翟,衮乃率其同族乃庶姓保于禹山.”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说“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同上面所引述的情况十分相似.这说明陶渊明并非凭空幻想,而是以一定的现实生活为基础作为创作依据的.
陶渊明早年做过彭泽令,他是由于对东晋黑暗的政治现实不满而回到田园的.他归隐前的家境就不怎么好.“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谷冬陈.”我们认为他的话是比较可信的.陶渊明弃官归田后,生活就越来越困苦了.“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后来竟穷到“饥来驱我去”的乞食地步,不得不靠自己种田来维持生活.由于与农民共同劳动,接触到农民,便了解到天灾人祸给农民生活带来的痛苦：“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他不仅尝到了劳动的艰辛,也尝到了挨饿受冻的苦楚：“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当碰到天灾而无收获时,又感到“旧谷既没,新谷未登”这青黄不接时农民挨饿的处境.而农民在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希望减少或取消田租的心情,他也有所领会了.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没有君王统治,没有官吏收税,人人都过着丰衣足食生活的社会理想.这便是《桃花源诗并记》产生的政治原因.
陶渊明是封建社会的诗人.衡量封建社会中的作家是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首先就要看到他的作品是否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我们认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就是对当时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曲折反映.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压迫与反压迫,经济上的剥削与反剥削.东汉魏晋之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处于尖锐复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同情下层人民疾苦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产生了“无君论”的思想.魏末晋初的阮籍就有“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的言论.比陶渊明略早一点的鲍敬言又进一步发展了阮籍的理论：“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鲍敬言在这里虽然有复古倾向,但要求“无君无臣”,即排斥统治者则是旗帜鲜明的.陶渊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阮籍、鲍敬言的思想倾向,如果说阮籍,鲍敬言是从政治理论上宣传了“无君论”的思想；那么,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则用形象表现出这样一种政治理想.
桃花源诗并记》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呢?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政治上没有压迫,即王安石所阐明的“虽有父子无君臣.第二,经济上没有剥削,即所谓“秋熟靡王税”.第三,人人劳动,男女老少,相互平等,人们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第四,社会风气是淳厚的,相互间友好互助,没有彼此欺诈的坏风气.即所谓“淳薄既异源”.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设计的这个理想社会绝不是老子“小国寡民”式社会的翻版.这因为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老子主张人们回到上古时代去,过着复古、倒退、苦行主义的生活,即便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也不要过,如器械,舟车,甲兵等,也统统弃之而不用.老子希望人们永远停留在原始社会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而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则是与东晋黑暗现实相对立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