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为何能篡位成功

朱棣为何能篡位成功
朱棣为何能篡位成功

朱棣为何能篡位成功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病故,年已六十五岁的老皇帝朱元璋十分悲伤.虽然这个儿子心地比较仁慈,性格比较懦弱,自己对他并不完全满意,对他是否能治理好国家并不很放心,但他毕竟是自己的长子.俗话说,父亲爱长子,母亲疼幼子,因为长子是做父亲的历经千辛万苦开创的基业的继承人,是父亲的希望所在.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即立朱标为世子,当时他才十岁.朱元璋聘请了最有名的学者宋濂做世子及其他儿子的老师.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又立朱标作皇太子,更加强了对他的培养.现在,当年老的朱元璋越来越感到处理繁重的国务已力不从心,正准备把这万斤重担转到朱标肩上时,他却撒手先去了,叫老皇帝如何不伤心至极.
朱标之死还给朱元璋出了一道难题,即立谁做继承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死了传嫡长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朱标的长子朱雄英已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五月死去,年仅八岁.其次子朱允炆就算是长子了,现在已十六岁.按规矩应立他为皇太孙,作为朱元璋的继承人.朱允炆自幼聪明异常,很会读书,但和他父亲一样,性格比较柔弱,缺乏决断,而且生下来额头就有点偏,作为一国之君看上去实在有点不雅.而朱元璋的其他儿子,也就是朱允炆的叔叔们,如秦王朱樉、晋王朱?、燕王朱棣等,都封居边塞,手握重兵.其中第四子燕王朱棣尤其胆识过人,野心勃勃.朱标做太子他们就不服气,何况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偏头少年朱允炆.剥夺诸王的兵权是一个办法,但一是他们掌握兵权已久,根基已牢,自己和他们虽为父子,剥夺他们的兵权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弄不好还会出大乱子.更重要的是,兵权不交给他们又交给谁呢?自己曾下狠心将那些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宿将几网打尽,就是担心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在自己身后跋启难制,威胁朱家天下.把兵权交给他们,自己更不放心.可是,在诸王各拥重兵的情况下,立朱允炆作皇太孙,他将来能镇得住他的这些叔叔吗?
陷入深深忧虑的老皇帝脑海中又映现了一幕幕往事.朱标还活着的时候,朱雄英死了以后,老皇帝就特别注意起朱允炆来,毕竟他已是皇长孙,将来这天下终要传到他手上.朱元璋经常把朱允炆带在身边,随时指点他,考察他,但结果往往令朱元璋失望.朱元璋常常自出上联,命朱允炆对出下句,考察他的反应能力,借以观察他的志向,但朱允炆的对句很少有令爷爷满意的.一次,朱元璋指着宫廷院子里的情景出了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叫朱允炆对.朱允炆的对句是“雨打羊毛一片膻”,意象猥琐,情趣低俗.朱元璋听了直摇头.接着他又命正在身边的燕王朱棣对,朱棣脱口而出：“日照龙鳞万点金.”意象壮丽,气魄宏大,道出了帝王的身份和口气,朱元璋不禁大加称赏.由于这个皇四子长相、性格和才干都特别像自己,因此朱元璋内心深处对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也不止一次动过改立太子的念头.现在反正朱标已死,不是正好可以立朱棣为太子吗?
但事情也并不这样简单.立朱允炆做皇太孙,是按规矩办事.诸王心里不服气,嘴上也不好怎么说.如果改立朱棣,问题就来了.每个皇子都会想,既然不按规矩挑选,为什么就一定是燕王,为什么自己就不行?特别是皇二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会不服气,他们同样是马皇后生的嫡子,同样手握重兵,而且按出生年月,他们还排在燕王的前面.一旦立了燕王,他们称兵犯阙,爆发内战,就后悔莫及了.君权专制王朝长治久安靠的是规矩.特别是像立储这样的大事,一旦破了规矩,后果不堪设想.老皇帝独自思忖,左右为难.这种事情又不能随便与臣僚商量,否则只要露了一丝口风,那些善于察颜观色、见风使舵的官员们,马上就会拉帮结党,各自拥戴,酿成灾祸.朝廷里只有一个八十岁的茶陵（今属湖南）人刘三吾,时任翰林学士,还比较老实可靠.朱元璋一次与他谈起自己的心事,说想立燕王为太子.刘三吾只答了一句：若然,陛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这一句正好道中了朱元璋的心病.于是他打消了改立燕王的念头,在朱标去世五个月之后,于当年九月立朱允炆为皇太孙.
朱允炆虽然柔弱,也知道诸王拥重兵将来会对自己不利.一天他与老师太常卿黄子澄谈起此事,黄子澄给他讲了西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故事,朱允炆高兴地说：有了这条计策,我就不用担心了.
转眼到了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太祖驾崩,二十一岁的朱允炆继位,马上就和黄子澄以及齐泰、卓敬等人谋划削藩.这时秦王朱樉和晋王朱?已死,诸王中地位最高、力量最强的是燕王朱棣和同为马皇后所生的周王朱橚.齐泰建议从燕王下手,黄子澄则认为燕王早有准备,不易解决,应先取周王,剪除燕王的手足,回头再取燕.同年七月,朱允炆遂命曹国公李景隆以防边为名,率军突然包围周王在开封的王宫,逮捕朱橚及其世子、嫔妃等送至南京,贬朱棣为庶人.十一月,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控制北平.次年也就是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三月,调都督宋忠、徐凯、耿擜率兵屯开平、临清、山海关,形成对北平的合围之势.四月,齐王朱榑、代王朱桂也被废为庶人.湘王朱柏因忧惧阖宫自焚死.六月,岷王朱楩被废为庶人.数月之内,几位力量较强的藩王都被削夺,燕王朱棣遂于七月称兵叛乱,以“清君侧”、诛灭齐泰、黄子澄等“左班文职奸臣”为名“奉天靖难”.朝廷命老将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三十万大军伐燕,在真定附近滹沱河上交战,耿炳文大败.朝廷又以李景隆代耿炳文,发兵五十万北伐,攻北平不克,在郑村坝被燕军击败,全军溃散.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又合军六十万,号称百万,进至白沟河.双方大战,燕军先败后胜,杀朝廷军队十几万,横尸百余里,追击至济南城下.李景隆集残兵十几万再战又败,逃去.山东参政铁铉、都督盛庸等拼死守卫济南,燕军猛攻三月不下.朝廷乃召回李景隆,以左都督盛庸为平燕将军,以铁铉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十二月东昌大战,燕军大败.在此之后,双方又经历了夹河大战、藁城大战、两次齐眉山大战、小河大战、灵璧大战、浦子口大战等许多次交锋,朝廷军队胜少败多,燕军步步进逼,终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攻入南京,朱棣如愿以偿取建文帝而代之.
朱棣初起时,他已被解除指挥朝廷军队的兵权,连他的王府三护卫的精锐也尽被抽走,他能调动的军队至多不过数千,控制的范围仅限于一个燕王府.北平城早已在朝廷军队的控制之下,北平周围朝廷更布重兵形成合围之势.反观朝廷这方面,动辄调兵数十万,以举国之人力、财力与一隅相争,道义上也占上风.为什么结果竟是朝廷败而燕王胜呢?后来的评论者往往强调燕王手下多能征惯战之士,他又袭取了宁王属下的朵颜三卫骁骑,还得到了蒙古鞑靼部落出兵相助（蒙古当时是明朝的死敌,燕王多次率师追讨蒙古,篡位成功后又几次亲征蒙古,而在“靖难之变”中蒙古鞑靼部却出兵相助,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至今是个谜）,而朝廷的军队多来自南方,往往脆弱怯战.其实朝廷军队中也有如盛庸、平安、瞿能父子等一批骁将,燕军的主要将领张玉、谭渊、王真、李斌等都先后被他们斩杀.朝廷的文武官员也大多对建文帝忠心耿耿.如燕军攻怀来、蓟州等地时,都指挥孙泰、彭聚都血战至死,都督宋忠、都指挥俞瑱等将校百余人兵败被俘,无一肯降,皆不屈而死.直到建文三年末,燕王起兵已三年,所占据的仍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其他地方都是旋得旋失,复归朝廷所有.因此,双方兵力的多寡强弱,并不是胜败的决定因素.仔细考察“靖难之变”的经过,我们就会发现,双方最高统帅素质的显著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双方在重大战略决策上的得失,才是决定胜败的根本原因.
首先,建文帝毕竟年轻,心躁气浮,而齐、黄等人又没有制约而是助长了他的这种性格,导致朝廷在削藩问题上操之过急,激化了矛盾,而且贻敌方以口实.太祖死后,燕王前来奔丧,将至淮安,齐泰等人却建议建文帝派使者命他回北平,不准诸王来南京奔丧.做儿子的要给父亲送葬,天经地义,建文帝此举,显然不近人情,实际上示人以弱.次年二月燕王照常入朝觐见,平安无事,亦可见上年处置失当.建文帝即位后,实际上掌握着处置诸藩的主动权.如恩威并用,先名正言顺地解除诸王兵权,同时对他们的过失暂时隐忍,使他们保住王位,不失富贵,无性命之忧,待时机成熟后对个别藩王予以个别处置,则诸王不得不就范.朝廷与藩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可缓解,干戈或可避免,则朝廷幸甚,诸王幸甚,天下苍生幸甚!可是建文帝即位后不到一年,即连废五王,湘王结局尤惨.接着又下令逮捕燕王及其属下,这就造成了一种燕王除造反外无路可走的局面.这些都使燕王有了起兵的理由,也使国人特别是燕王的部下觉得朝廷实在做得过分,对燕王产生同情和理解,进而支持他.
反观燕王朱棣,他虽早有夺位野心,但一直隐忍不发.亲信道衍推荐术士袁珙给他看相,袁珙称他为“异日太平天子”,他佯装不解,将袁珙驱逐至通州,袁珙已登船准备沿运河南下,他确信袁珙不是朝廷密探,才将其招回,可见他是何等谨慎小心.建文元年三月他自南京返回北平后,即自称病重,继而假装发疯,在街道上乱跑,抢东西吃.张昺、谢贵来探病,正当盛夏,他紧挨火炉,还浑身发抖直叫冷,在官中行走也拄着拐杖,弄得张昺、谢贵及朝廷也将信将疑了.后来张、谢奉命率重兵包围王府,燕王的问题本可一举解决.但燕王假称愿意交出朝廷所要逮捕的属下,张、谢受骗入府被杀,围府的军队群龙无首也迅速瓦解,形势遂告逆转.张、谢完全应该让燕王把人犯送出王府.他们之所以轻易上当,就是因为燕王麻痹敌人的计策起了作用.后来一直到攻入南京时,燕王仍然打着“奉天靖难”、“清君侧”、“周公辅成王”的旗号,没有宣布自己夺位的真实意图,这不仅蒙蔽了大批官吏、民众,甚至还使建文帝产生幻想,表明他的这种策略很有效果.
建文帝生长宫中,阅历短浅,对世事风云变幻并无定势、胜败转机往往只在呼吸之间缺乏警觉,总以为以全国之力扑灭燕军不成问题,因而对此掉以轻心,这是他致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燕王起兵后,北方战火连天,建文帝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方孝孺等讨论文治,按照《周礼》改定官制等方面,似乎从未考虑亲征,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李景隆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实际才能的人身上.甚至到了建文四年四月,燕军已打到淮河一带,只因平安、徐辉祖、何福等齐心协力打了几次胜仗,朝廷又认为燕军不足虑,建文帝遂召徐辉祖率军还南京,致使平安、何福势单力孤,燕军乘机反攻,朝廷军队惨败,平安等大将或战死或被俘,遂失去了扑灭燕军的最后一次机会.
而与建文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燕王每战必全力以赴,身先士卒,斗志旺盛；对双方每位将领的特点、部队的士气、城池攻守的难易、地理形势的利害、战阵的得失等等,真可谓知己知彼,料事如神.白沟河大战,燕军初战失利,战至夜深收兵,燕王亲率三骑殿后,迷失道路,下马伏地视河流,才辨出东西,回到营中.次日再战,燕军又败,燕王亲率七骑冲阵,朝廷军队箭如雨下,燕王坐骑三次被射倒,三次换马,所带三袋箭用尽,乃挥剑奋击,以致剑锋砍缺不能用,终获大胜.夹河大战中,燕王亲自督阵,及战罢还营,燕王尘土满面,诸将都认不出,听到声音,才上前相见.燕王就是如此亲冒矢石,奋不顾身,加上他善于安抚将士,他的部下才愿意拼死效命,锐不可当.
建文帝自幼深受儒家仁义之说的影响,用之治国或有益,行之于你死我活的战争则不胜其害.他既想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子,又要维护自己的面子.对燕王他既害怕,又下不了决心置之于死地,当断不断,患得患失,左右摇摆,抱有幻想,这可能是导致他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建文元年二月燕王入朝,户部侍郎卓敬密奏：燕王智谋绝人,酷似太祖,且北平地势雄峻,金、元皆兴起于此,应将燕王改封南昌,以绝后患.建文帝看过奏章后将它藏在衣袖中,次日对卓敬说：燕王骨肉至亲.卓敬说：隋文帝和杨广不是父子吗?建文帝沉默许久,结果说了一句：还是算了吧.放走了燕王.及至燕王起兵,耿炳文率师北伐,本当一鼓作气,剪除燕王,可建文帝却告诫诸将,说什么一家之内开战,不祥之极,要将士们与燕王对垒时务必体会他的意思,不要让他背上杀叔父的恶名,弄得将士们疑虑重重.后来在东昌大战、夹河大战中,将士们有多次杀死燕王的机会,就因为建文帝有言在先,不敢出手.燕王也知道这一点,有恃无恐,因而动辄冲锋陷阵,短兵相接,即使败退时也不慌不忙,从容而去.甚至到了建文三年四月,朝廷派大理少卿薛喦说服燕王罢兵,燕王讲了一番自己本无意造反,朝廷必先杀齐、黄,遣散天下兵马,然后自己才可投降的鬼话.薛喦竟信以为真,回朝后对建文帝转述了一遍.哪知建文帝竟说：如果真如此,责任在朝廷,齐、黄误我了.并提出要罢兵,方孝孺力劝方止.建文帝的优柔寡断和幼稚实在令人吃惊.
再看燕王.至迟从他正式起兵开始,他就从来没有动摇过,一心要夺取皇位,至少要南北分治,目标十分明确.耿炳文、李景隆先后率数十万大军来伐,众寡悬殊,燕王毫不畏惧,出战之际每每“面有喜色”.此后每获大胜之际,或遭大败之后,他都不失时机地上书朝廷,自称“臣燕王棣”,表明自己无意造反、有意罢兵等等,争取时间,争取同情,蒙骗建文帝和朝臣,而实际上则加紧布置,整军备战,外松内紧,张弛有度,心有成算.小河大战中,燕军连败,骁将王真、李斌、陈文等皆战死,诸将皆生恐惧,又逢暑雨连绵,淮水一带气候潮湿,来自北方的燕军多染疾疫,将士们都要求暂渡小河休整.燕王则认为已到关键时刻,必须继续进击,否则将士解体,将无法挽回.但他说服不了诸将,只得下令：要渡河的站左边,不要渡河的站右边.结果绝大部分人都往左边站,这种情况在燕军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燕王大怒说：你们照自己的主意去干好了.幸亏大将朱能站出来支持燕王,燕军才留下来,结果反败为胜,取得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统帅个人的坚强意志,在这种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国演义》写曹操与袁绍交战前,郭嘉分析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结果曹操以少胜多,一如所料.根据上面的分析,朱棣至少有三胜,朱允炆也至少有三败,最后朱棣篡位成功就不是偶然的.“靖难之变”和唐代的“玄武门之变”一样,都属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之战,双方很难说谁正义谁不义,整个事件也很难说有何种积极意义,它只是客观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个历史事实.但这一历史事实可以给人们提供的启示仍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最引人深思的也许就是在重大政治、军事斗争中敌对双方最高统帅的个人素质对全局的决定性影响,另外还有诸如君权专制社会的礼法制度与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间的冲突,少数统治者的争权夺利给广大无辜民众带来的灾难,统治集团内部所谓骨肉至亲的虚伪性,儒家所谓的仁义理想在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的软弱无力甚至幼稚可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