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战国法家思想在三晋形成的原因并三晋法家思想不仅代表了时代朝流而且左右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的主流

分析战国法家思想在三晋形成的原因并三晋法家思想不仅代表了时代朝流而且左右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的主流
分析战国法家思想在三晋形成的原因并三晋法家思想不仅代表了时代朝流而且左右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的主流

分析战国法家思想在三晋形成的原因并三晋法家思想不仅代表了时代朝流而且左右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的主流
战国时期,诸侯林立,战争频繁,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富国强兵成为时代的主题.三晋法家思想不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导,而且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的建立及其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探析三晋法家思想产生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三晋法家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几点确是至关重要的.
　　1.深厚的文化底蕴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周初,周成王攻灭商朝的方国——唐,并封其弟叔虞于此,建立诸侯国.由于唐地“封在夏墟”又“戎狄之与邻”,因此,周公因地制宜,在《唐诰》中,要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即沿用有夏的政策,并结合戎狄的法度来治国理民.这是叔虞治国的大政方针.叔虞子燮父即位后改唐为晋.晋从立国到三家分晋,存续约六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晋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晋文化.而这一文化的基石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这一因时因地制宜的基本国策的确立,从根本上规定了晋文化的发展走向,使得“晋国没有形成宗法‘礼制’的浓重传统,相反却养成‘尚武’、‘重法’、‘尚农’的风尚.”“导致了晋国历史上强烈的反宗法制传统,由此掀起蓬蓬勃勃的变法思潮”.
　　重法度、尚变法.重法度、尚变法是晋国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上溯到唐国的开国之时.周公对叔虞的诰词——《唐诰》,就是孔子所说的“唐叔之所受法度.它是“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的法度.从变法的角度来看,唐初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就是对周初礼法的变革.唐之后,晋国的重法、变法传统不绝.晋献公时,晋臣制定“士之法”.晋文公在位期间,大臣郭偃(即高偃、卜偃)制定“郭偃之法”,帮助文公变法.冯友兰先生认为“齐桓之霸靠管仲,晋文之霸靠郭偃.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被庐之法”,按杜预的观点是“修唐叔之法”.《左传》文公六年(前621年)记载,晋国执政赵盾(即赵宣子)制“夷搜之法”(也称“赵宣子之法”),“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这部法律是对“被庐之法”的彻底修正,被孔子称之为“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左传》宣公十六年(前593年)记载,士会(范武子)“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即“范武子之法”.公元前573年,士渥浊(士贞伯)任太傅,“修范武子之法”；司空右行辛“修士之法”.晋平公四年(前554年),范宣子任中军将,执晋国政.八年(前550年),制刑书一部,即“范宣子刑书”.前513年,晋臣赵鞅、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种重法度、尚变法的传统,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三晋法家.可以说,因时因地制宜、重法度、尚变法的晋文化传统,是孕育三晋法家思想和法制实践的沃土.
　　2.大变革的时代
　　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历史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战乱不息的大变革时期.前后约550年.与西周社会相比,春秋时期最大的特点是“礼崩乐坏.”周天子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以宗法制为核心的西周礼制全面崩溃.臣弑君、子杀父、下犯上、废嫡立庶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司马迁说,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按军功授爵取代世卿世禄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私田不断出现,“井田制”逐渐瓦解.许多诸侯国,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颁布法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颁布“初税亩”令等等.春秋时“礼崩乐坏”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周王朝政治上的软弱和经济上的衰退,已无力阻止诸侯间的战争.鲁齐的长勺之战(前684年)、楚宋的泓水之战(前638年)、晋楚的城濮之战(前632年)、晋秦的淆之战(前627年)、楚晋的邲之战(前597年)、晋齐的鞍之战(前589年)、晋楚的鄢陵之战(前575年)等战争的硝烟笼罩着这个时代.
　　春秋之后,社会的变革逐渐深入,而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也在不断升级.正是因为诸侯间的连年战争成为社会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人们将春秋之后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这一时代,称为“战国”.战国七雄分裂对峙,相互攻伐,战事不绝.就兵力而言,楚兵一百万,魏兵七十万,秦兵六十万,赵兵四五十万,齐兵七十万,韩、燕兵卒各三十万.与春秋相比,战国时的战争,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旷日持久、伤亡惨重.正如孟子所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公元前262年,秦赵爆发长平之战,赵将廉颇坚守长平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60年,赵军降秦,秦将白起将四十余万降卒坑杀.实际上,战争的残酷性早已告诉人们,只有国富兵强,才能国安家宁.可以说,社会的变革,富国强兵的要求,是诱发三晋法家思想产生实践的又一重要原因.
　　3.特殊的地理位置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我国有学者指出,战国时“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的特点,大略的形势可以描绘如下”：儒、墨以鲁国为中心；道家起源于南方的楚、陈、宋；在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虽然我们不同意“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但不可否认,思想的产生和实践的进行与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晋之所以成为法家产生的渊薮,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位置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在战国七雄中,韩赵魏三国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西有强秦,东接田齐,北面燕国,南临荆楚.再加三家分晋后,三国的政治、军事等中心的转移,使三国少有天然屏障.赵国都原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后由中牟迁都邯郸.魏初定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于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韩原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后由宜阳、阳翟迁都郑(今河南新郑).在地形方面,魏国“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韩国与魏相类.地势“平夷洞达”,“八面受敌之场”,“其势可谓危矣”.赵国“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彼固亡国之形也”.这与“地形利害,天下莫若”的秦国和“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的齐国地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上可知,韩赵魏三国不仅介于大国之间,而且地形大致平坦通达,少有山川之险,是战争的多发地带.在兼并战争中,要想获胜,最需要的是国富兵强.而要使国富兵强,必须要调动广大下层民众的积极性,使农民积极生产,使士兵奋勇杀敌.因此,鼓励“农战”,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途径.显然,原来重在维持政治等级秩序、社会稳定以及维护贵族利益的宗法礼制,难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严酷的战争和富国强兵的需要,迫使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立足于现实,回答并试图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三晋法家由此而产生.他们认为必须变革旧有的礼制,制定明确、具体、公开的成文法,打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秘密刑传统；主张君主专制、“以法为本”、“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一断于法”；依靠赏罚、术势保证法的实施.其出发点是鼓励“农战”,其目标是富国强兵和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国家的存在.商鞅变法时规定：“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即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多缴纳租税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弃本逐末或怠惰而致贫交不起租税者,全家被罚为官奴婢.宗室贵族,若无军功,就要被取消其爵禄和贵族身分.韩非子说：“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但需要明确的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实际上是以刑为本；法家的赏罚是“刑九而赏一”,而刑是严刑峻罚；法家的“以法治国”是君主专制下的用刑治国.
　　4.多元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社会的大变革,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为安邦强国,纷纷提出主张,各派之间激烈争论、互相驳难,自由争鸣.三晋地处中原,既是战争之所,也是思想文化的交汇之地.三晋法家正是在学习诸家、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立足现实,进行创造性思考而形成的派别.李悝(即李克)曾以孔子弟子子夏为师,但却成为法家的主要代表,学界一般认为他是法家的始祖.吴起也曾拜儒家学者为师,“学于曾子”,师事子夏.商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的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商鞅,使他形成了重“法”的思想.他在秦国的变法主张与实践,实际上是早期三晋法家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的发展.慎到的思想源于道家,曾“学黄老道德之术”.他的“君道无为”论、重“势”说,与道家的“无为而治”、“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申不害的思想,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即是从道家演化而来的法家.申不害重“术”的思想,显然来源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三晋法家的突出代表.其思想“归本于黄老”,又对儒、墨、法(前期法家)等派别的观点加以批判地吸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思想.有学者指出：“他的思想渊源是相当复杂的,即他源于前期法家如申不害、商鞅、慎到者有之,源于墨家、老、庄者有之,源于其师荀子者又有之.”虽然他的思想源于诸家,但又区别于诸家.可以说,在“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多元思想的盛行与影响,是三晋法家形成的又一要素.
　　总之,深厚的文化根基、大变革的时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思想的影响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强大的合力,促使三晋法家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