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张籍的家乡在哪里?

唐朝张籍的家乡在哪里?
唐朝张籍的家乡在哪里?

唐朝张籍的家乡在哪里?
张籍（约767～约830） 唐代诗人.字文昌.原籍苏州（今属江苏）,迁居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初,与王建同在魏州学诗,后回和州.贞元十二年(796),孟郊至和州,访张籍.十四年,张籍北游,经孟郊介绍,在汴州认识韩愈.韩愈为汴州进士考官,张籍被荐,次年在长安进士及第.元和元年（806）调补太常寺太祝,与白居易相识,互相切磋,对各自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籍为太祝10年,因患目疾,几乎失明,明人称为"穷瞎张太祝".元和十一年,转国子监助教,目疾初愈.15年后,迁秘书郎.长庆元年(821),受韩愈荐为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又迁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迁国子司业.世称"张水部"、"张司业".
张籍一生的诗歌创作,大致有三个时期.40岁以前为早期.他自称:"籍在江湖间,独以道自将.学诗为众体,久乃溢笈襄."（《祭退之》）韩愈称赞他："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可见张籍早期就写了不少好诗.40岁至50岁为中期.这是张籍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他的优秀的乐府歌行作品,多是这一时期在贫病交迫中写成的.50岁以后为晚期.这时,张籍官职逐步升迁,生活比较稳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
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爱憎分明地批判现实.如《塞下曲》痛陈穷兵黩武之害,反对开边;《凉州词》指责边将不能收复失地,实际上是支持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筑城词》、《山头鹿》反映当时人民除了备受战争之苦,还得忍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求仙行》、《吴宫行》嘲讽统治阶级思想愚蠢,生活荒淫;《董公行》歌颂"恭顺从事"的正派官僚；《伤歌行》描写了结局狼狈的简傲豪奢之徒；《山农词》和《贾客乐》则不但写出农民的艰难困苦,还写了商人的奢侈豪华.张籍的乐府诗,还善于描绘农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画面.《采莲曲》、《寒塘曲》、《江村行》、《樵客吟》等都用鲜明的形象表现了采莲妇女、打鱼少年、农夫、蚕妇和樵客的动作情态.《江南曲》描写水乡景色,明媚如画.
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他善于概括事物的对立面,在乐府诗的数篇之间或一篇之内形成强烈的对比;又善于运用素描的手法,细致而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的形象.从体裁说,大都为"即事名篇"的新乐府;有时虽用旧题,但其思想内容仍与新乐府的精神一致.语言通俗浅近而又峭炼涵蓄,常以口语入诗,《白鼍鸣》、《云童行》等几乎全从口头自然流出.他还着意提炼结语,往往意在言外地完成了全篇的批判和讽刺的任务,《征妇怨》、《陇头行》等都是如此.
他的乐府,生前已为人所推服,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称许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姚合在《赠张籍太祝》中,评价他"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后世称誉者更多.宋代王安石说他的诗"成如容易却艰辛".许□《彦周诗话》说."张籍王建乐府宫辞皆杰出".元代杨士弘《唐音》则谓："王、张乐府体发人情,极于纤悉,无不至到",更道出了张诗的重要特点和长远传诵的原因.
张籍的五律,不事藻饰,不假雕琢,于平易流畅之中,见委宛深挚之致.杨慎《升庵诗话》曾指出,晚唐五律有两派：一派学贾岛,另一派如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等,则学张籍.
南唐末年张洎收集张籍诗400多首,钱公辅名为《木铎集》12卷.南宋末年汤中以家藏元丰八年写本为主,兼以各本校定,编为《张司业集》8卷,附录1卷,魏峻刊刻于平江.今传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张文昌文集》 4卷,共收诗317首.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张司业诗集》8卷,共收诗450多首,《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它为底本,并参照现存各本进行校勘删补,编成《张籍诗集》8卷,共收诗480多首.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籍有《论语注辨》 2卷,今佚.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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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苦诗人张籍
出身寒微,有才难展,贫病交加,久受压抑,这就是中唐诗人张籍的一生.正是这个原因,他接近人民,同情人民,写下了许多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一直为后世所称道.
贾岛曾写过一首谜语式的小诗,叫《延康吟》：“寄居延寿里,为与延康邻.不爱延康里,爱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亲,人有不朽语,得之烟山春.”这位“里中人”是谁,竟使贾岛如此倾心拜倒呢?他不是别人,正是诗人张籍.
张籍字文昌,生于唐代宗大历初年（约770年前后）.祖籍吴郡（今苏州）,幼迁居和州（今安徽和县）乌江.他的诗文为韩、白二人所推重.韩愈称道他“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白居易更赞誉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读张籍古乐府》）.而这位成绩卓著的诗人的遭遇却很不幸,真可谓贫病交迫,坎坷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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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出身寒门,故其上世已无可考.大约因自幼家境不好,他年纪很小时就远离故乡.他的《远别离》诗说：“念君少年别亲戚,千里万里独为客”,其实正是他的自况.这一别家门,直到二十多岁才得回乡.起初他曾在鹊山漳水一带（今河南省西南部）求学,跟后来与他齐名的诗人王建同学十年.同学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建《送张籍归江东》说：“昔岁同讲道,青襟在师旁.出处两相因,如彼衣与裳.”张籍《逢王建有赠》说：“使君座下朝听《易》,处士庭中夜会诗；新作句成相借问,闲求义尽共寻思.”可以想见两人之间的情谊.
学业结束后,青年张籍就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羁旅生活,游历的目的是“年少才高求自展”.从他的记游诗看,足迹曾到过今北方的晋、冀、豫、陕等地.别王建后先去咸阳,后折回,最北曾到达蓟北（今河北北部）.大约在这儿动了归思,又重经王建处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王建的《送张籍归江东》诗即写于此时,诗中描写了张籍这次失意南归的情况：“行成归此去,离我适咸阳.失意未还家,马蹄尽四方.访余咏新文,不倦道路长……归乡非得意,但贵情义彰.”少小离乡,一旦返归,应当是高兴的,但十年苦学,四处奔波,而夙愿未遂,连一个立身之地都未找到,岂不让家人失望?他在《南归》诗中表达了这种沉重的心情：“骨肉望我欢,乡里望我荣；岂知东与西,憔悴竟无成!”正因为如此,归家不久,他又再次出外浪游.约由江浙经虔州（今江西赣州）,而后直到岭南、蛮中（今广西柳州附近）.长期客游的生涯是难耐的,他甚至发出过“几时断得城南路,勿使居人有行役”（《远别离》）的慨叹.这次南游,结果仍是“憔悴竟无成”,约在贞元十二年（796）秋前,他又一次失望地返回和州.
这时张籍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但长期奔走异乡的丰富阅历,不断追求而又不断碰壁的坎坷遭遇,使他备尝人间冷暖,饱经世上风霜.就他个人生活来说,这是他十分不幸的时期,而对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来说,却又是一个十分珍贵的时期.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才使他得以和底层人民有了广泛的接触,体察到生活的各个细部,透视到社会的种种弊端：而这些,正是参天的艺术之树所赖以生长的深厚土壤.张籍的一些人民性最强的作品,大多产生或孕育于这一时期.他以独特的艺术笔触,为我们绘下了中唐时代,包括农夫野老、征人怨女等各种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历史画卷：农民辛勤耕作,“水淹手足尽为疮,山虻遶衣飞扑扑”（《江村行》）,到头来,却落得“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野老歌》）；苛捐杂税,造成了“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山头鹿》）的惨景；繁重的徭役,又使无数丁夫累死城下,使百姓呼出“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词》）的控诉；藩镇兵乱更给人民、尤其是妇女带来难忍的痛苦：“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永嘉行》）.应当说,这些闪耀着现实主义光彩的诗作,之所以能出自张籍之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段艰苦经历的磨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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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在仆仆风尘中失意返乡,但他的诗名已随着远游的足迹逐渐远播了.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东归,路过汴州（今开封）时,就向当时在汴州任节度推官的韩愈盛赞张籍的诗文,随后又到和州看望了张籍.第二年冬,张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韩愈听说后,立即派车把张籍接到家中.接谈之后,激赏不已,便留张籍在他的城西馆读书应考.次年秋,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张籍应试得了第一,接着又去长安参加贞元十五年（799）的进士考试,又一举及第.
韩愈与张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诚相助,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恩同再造”,虽结草衔环,报之犹恐不及,而张籍却一连给住在城内忙于公务的韩愈写了两封信,直率地批评韩愈有三个缺点：一、“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即好读荒诞小说；二、“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时之胜；三、好“为博塞之戏与之竞财”,喜欢搞赌博游戏,荒度时日.张籍认为,自扬雄之后近千年,无人言“圣人之道”,致使佛道异说“相沿而炽”；认为象韩愈这样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担当起恢复“圣人之道”的责任,而“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即应当以身作则,正己而后正人,不允许姑息上述各种缺点.这种直率而尖锐的批评,并没有使韩愈生气,他回信表示同意.后来也果然写了一系列排击佛老,振兴儒家学说的论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籍为人的严肃不苟与朴直真率.
科举接连及第,张籍似乎面临“时来运转”之机,殊不知等着他的仍然是“命乖运蹇”.他及第归乡后不久,即居母丧.直到永贞元年（805）,才调补太常寺太祝.这是个“名秩后千品”的卑官,职责是“掌出纳神主,祭祀则跪读祝文”.就是这么个九品官,却让他做了十年,不予升迁.白居易为他鸣不平道：“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重到城》）.张籍本无家财,又兼多病,这样长期地职卑俸薄,使他一家生活极度贫困.姚合描写他的生活是“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赠张籍太祝》）.他自己的一些诗句,象“屋湿唯添漏……少食信儿娇”（《酬韩祭酒雨中见寄》）,“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赠任懒》）以及“家贫常畏客”（《晚秋闲居》）等,说明他已穷得吃不上饭,买不起药,还老担心来了客人招待不起.更为严重的是,因无钱延医,竟使他久病的双目面临失明的危险.因此,他一度曾因不能视事而罢官闲居.在他初患眼疾时,韩愈曾代他写信向浙东观察使李逊求助.信中说：“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因得不废,则自今迄死之年,皆阁下之赐!”其凄苦之状,读之真可催人泪下!一个正直有才华的诗人竟遭此际遇,无怪孟郊要代他发牢骚说：“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尔有眼谁尔珍?天子咫尺不得见,不如闭眼且养真!”（《寄张籍》）
其实,这一时期使张籍最感痛心的还不是贫病的折磨,而是平生抱负之难以施展.他虽进入仕途,却被放在无聊的祭台上跪读了十年的祝文：他终于觉悟到当初寄以莫大希望的“理想境地”,只不过是一片虚幻!他在《古钗叹》中把自己比作一支埋没井底的古钗,好容易盼到被打捞起来,以为这下大可一用了,却又由于“欲为首饰不称时”,被塞入匣中封了起来：“虽离井底入匣中,不用还与弃时同”,这就是他对自己命运的哀叹!
但他并没有绝望,他继续从事那些“上可裤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诗歌创作,希望它们能“时得闻至尊”（同上）,从而达到裨补时政的目的.长期的创作实践使他的诗歌艺术愈趋成熟.姚合赞他的诗是：“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词,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赠张籍太祝》）；他的文章也渐与韩愈齐名而被人合称为“韩张”.更使诗人感到慰藉的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些文学之士,韩愈、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贾岛、刘禹锡等,都和他有着亲密的往还,与“五侯三相家”（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对他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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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五年（820）,张籍约五十岁时,才改官秘书省校书郎.次年,经韩愈举荐,授国子博士.复次年,又迁任水部员外郎.十年沉滞,忽然三年三迁,朋友们当然为他高兴.白居易写诗贺道：“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觉得比他自己初次得官时还要高兴.屡遭挫折的诗人至此境遇才稍有改善,住宅也由平民区的街西迁到上朝方便的靖安坊,与韩愈为邻.
长庆四年（824）,张籍又改官主客郎中.这年冬天,与他关系至密的韩愈去世了.弥留之际,张籍一直守候在旁.韩愈死前曾想写遗书托付后事,并要张籍共同署名,虽因病重未果,但已足见韩愈对张籍信赖之深了.这位良师益友的逝去,无疑对暮年的张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过了两年,即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张籍又授任国子司业.大约到大和四年（830）或稍后,这位穷苦一世的诗人便与世长辞了,年约六十岁.
张籍晚年职务上虽连连迁升,但他在《祭退之》诗中仍说“籍贫无赠赀”,《书怀》中说：“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中”,说明到死也未能摆脱贫穷的困境.张籍一生穷苦,久遭压抑,究其原因,主要是他那些尖锐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遭到当权者的忌恨,他的猖介自守、刚直不阿的性格也不讨权贵们欢喜.而他自己,宁守贫贱也不屑以钻营攀附的手段来攫取富贵.据说他的名作《节妇吟》,就是以比喻手法拒绝藩镇李师古之请的.所以姚合说他“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赠张籍太祝》）.他自己在诗中说：“况我愚朴姿,强登名利场”（《赠姚愆》）,和白居易所说：“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酬张十八访宿见赠》）,都说明了他的这种不愿趋炎附势、争名逐利的可贵品质.
张籍晚年思想上确实较前消沉.作品中送迎赠答的应酬诗,寄情山水的闲适诗,表示羡慕退隐生活的抒怀诗,都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对待佛道的态度上,由过去的力排佛道到晚年的“年长道情多”（《春日抒怀即事》）,“别从仙客求方法,时到僧家问苦空”（《书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封建社会一些正直的读书人往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立身的原则.数十年的官场浮沉使他痛感此生已无实现“兼济天下”之志的可能了,便退而求其次,以“独善其身”来保持晚节：应该说寄情山水、访僧求道,至少是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消极反抗的表现.
但张籍晚年仍不忘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他尽心培养后进,努力扶植文学新人.据范摅《云溪友议》记载,朱庆余应考前曾拿自己的作品求张籍推荐.张籍就认真地读了他的诗,加以吟改,最后选了些佳作“置于怀抱而推赞之”.于是“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讽咏”,朱庆余“遂登科第”.其他青年诗人如项斯、姚合等也曾受过张籍的奖掖.
张籍的著作行世的有《张司业集》,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了《张籍诗集》.

原籍苏州（今属江苏），迁居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