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墨家的辩论!在《孟子》中都在哪里记载了孟子与墨家的辩论?

孟子与墨家的辩论!在《孟子》中都在哪里记载了孟子与墨家的辩论?
孟子与墨家的辩论!
在《孟子》中都在哪里记载了孟子与墨家的辩论?

孟子与墨家的辩论!在《孟子》中都在哪里记载了孟子与墨家的辩论?
看这篇文章：孟轲的历史观及其对于道家墨家的斗争
（中间虽然混有一些法家,不过语言很流畅）
正文如下：
孟轲讲了一个他认为是历史演变的规律,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他认为历史老是一治一乱地循环着进行下去.他又认为,历史的一治一乱的原因,是“圣人”出现或不出现；有“圣人”出现则治,没有“圣人”就乱.这就是把历史说成是“大人物”的历史.
孟轲又认为,历史上“大人物”的出现,在时间上也有一定的规律.每隔五百年,“大人物”出现一次.因此历史的一治一乱,也是以五百年为一周期.他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又是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丘,又是五百有余岁.(《尽心下》)照他说,孔丘虽是“圣人”,可是没有成为王,所以天下还是大乱.照他说,孔丘所以没有成为王,因为没有天子把他“荐之于天”(《万章上》).
照孟轲所说的,中国历史从尧舜时代到战国,已经历了三个治乱的周期.他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作春秋则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上》)孔丘没有一个“圣王”把他荐之于“天”,没有掌握政权,所以只可作《春秋》了.但是孟轲认为,作《春秋》也非同小可.
他说：在《春秋》的时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就是说,孔丘自己也知道他作《春秋》的行为,同他在《春秋》中的主张,是矛盾的.照他所说的,《春秋》对于当时的国君的行动,也都作了褒贬,而对于当时诸侯的褒贬,是天子的事情.孔丘没有天子之位,怎么也执行天子的职权?《春秋》的原则是“正名”,孔丘这样做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孔丘一向反对“僭越”,可是他作《春秋》就是最大的“僭越”.而孔丘竟然这样作了.这大概就因为他是“圣之时”吧.
孟轲认为,从孔丘到他自己,虽然仅只“百有余年”(《尽心下》)但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孟轲以为他自己的历史任务就是,在思想战线上,努力参加斗争.他虽然没有掌握政权,但要学孔丘作《春秋》,具体的任务就是批判道家和墨家.
孟轲所说的“四端”和“四德”归结为“五伦”.孟轲认为,五伦之中,以“君”、“父”两伦为最重要,而当时的道家和墨家,正是对于这两“伦”有所破坏.孟轲反对他们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孟轲的斗争性是猛烈的.他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
君、臣是相互依存的.没有臣就没有君.孟轲想：如果人人都“为我”,不肯作臣,当然也就没有君了,那怎么行?儒家反对道家,向来都用这个理由.照《论语》的记载,子路批评“隐者”荷蓧丈人,说他是“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微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兼爱怎么就是无父呢?《孟子》记载有孟轲和墨家的辩论,可以参考.
《孟子》中记载有墨者夷之同孟轲的辩论.夷之提出墨家的主张：“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滕文公上》)孟轲主张“爱有差等”,他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孟轲认为人的爱本来就是有差等的.他问夷之说：“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滕文公上》)孟轲认为人爱他的兄的儿子自然比爱邻人的小孩为甚.人本来爱他自己的父母胜于他爱别人的父母,爱他自己的子女胜于爱别人的子女.如果“爱无差等”,那就要爱别人等于爱其亲,或爱其亲等于爱别人.这种办法,可以是将爱别人的爱加多,也可以是将爱其亲的爱减少.无论如何,一个人爱别人与爱其亲中间的差别是没有了.如此,则不足以见其父之为其父.所以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孟轲对于“施由亲始”没有辩论,大概他认为这并不解决问题.如果因为在原则上人本来应该先爱他的亲,这就是他视他的亲重于别人,这就不是“爱无差等”了.如果因为在事实上他的亲在他附近所以他应该先爱他,这个“应该”就是有条件的了.假如他的亲不在他的附近,他就可以不必“施由亲始”.如此说,虽然“施由亲始”,但还是“无父”.
孟轲主张“善推其所为”,(《梁惠王上》)这就是他所谓“一本”.他说：“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滕文公上》)从“老吾老”“推其所为”“以及人之老”；从“幼吾幼”“推其所为”“以及人之幼”；孟轲认为这是从“一本”推出.所谓从“一本”推出,其实就是以自己的宗族为本位.
在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孟轲所反对的,首先应该是法家,可是,孟轲虽然在思想上处处都是与法家对立,却没有明确地点法家的人的名字.在表面上看起来,他所批评的对象,主要是道家和墨家,这是什么缘故呢?
孟轲引孔丘的话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尽心下》)孔丘和孟轲都认为,似是而非的东西,比显然非的东西更可恶.因为它容易同真正是的东西相混.莠是像庄稼苗的草,这种草比别的草更可恶.紫的颜色似乎是红而不是红,容易同红相混.“乡愿”是一种“老好人”,似乎是有“德”,其实是“德之贼”.(同上)孟轲认为,道家与墨家主张“为我”、“兼爱”有可以导致“无父”、“无君”的结果,这样就违反他认为的最主要的道德原则,助长当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大乱”.所以认为它们是“似是而非”,那就应该“辟”(批判),应该“距”(反对).
至于法家的主张,孟轲认为是显然非的.没有什么可以辩论的.所以他只笼统地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
法家主张富国强兵,用武力兼并,用合纵、连横的外交政策,以辅助军事上的行动,用“尽地力”开辟荒地,发展生产,以达到富国的目的等等.孟轲把法家的这些主张和行动,都说成是罪状,简直是“罪不容于死”.照孟轲看起来,对于这些人就只有判刑轻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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