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白居易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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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 《问刘十九》《买花》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
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形象鲜明,情节连贯,语言优美,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篇章.《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升根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