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效应是什么?

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效应是什么?
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效应是什么?

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效应是什么?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的曲线,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
　　菲利普斯曲线由新西兰经济学家W·菲利普斯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此后,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解释,尤其是萨缪尔森和索洛将原来表示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之间交替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发展成为用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不是简单地存在与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的问题,而是既要看到其存在,又要看到其陡峭型变形的特点.从宏观调控角度讲,“看到其存在”,就要求我们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适度控制总需求、适度控制经济增长率,以防止通货膨胀的加剧；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就需要适度压缩总需求、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看到其陡峭型变形的特点”,就要求我们在适度调控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针对引起物价上涨的各种不同因素,采取相应的不同措施,实行综合防止与治理的对策.
　　在我国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城镇失业率并不下降：
　　一,劳动力供给因素.
　　在我国,当经济波动进入上升期后,同样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一增加,本应使城镇失业率下降.但是,从劳动力的供给方面来看,由于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使城镇自身的就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我国目前正值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劳动力的供给超过了需求.
　　二,劳动力需求因素.
　　从劳动力的需求方面来说,在经济增长中,虽然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增加,从业人员不断增长,但从业人员的增长率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科技进步有关.8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向纵深发展.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科技进步,生产技术装备水平与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因此,同量产出所吸纳的劳动力会减少.80年代上半期,我国从业人员每年递增3.3％；而90年代上半期,仅递增1.2％.80年代上半期,经济增长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可带动从业人员增长0.3个百分点；而90年代上半期,则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引起从业人员增长的弹性下降了67％.
　　三,国有企业改革与结构调整因素.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与产业结构、行业结构的调整,使企业的冗员减少,多余的职工下岗.
　　“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陡峭型变形,反映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作为一个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所具有的特点.
　　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尽管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在上升,但城镇失业率却不下降,而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在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回落的同时,城镇失业率上升.这就使我国城镇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起来.当前,随着我国经济运行“软着陆”的成功,经济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物价上涨率显著下降,失业问题更加突出出来.单纯靠刺激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来解决城镇失业问题,效果是不会显著的,而且,有使物价上涨强烈反弹的危险.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早已指明：政府的货币政策应付通常的通货膨胀可能有所帮助,应付失业则收效甚小,而应付大规模的失业则根本不能奏效.解决我国城镇失业问题,也应像近几年来治理通货膨胀一样,针对引起失业问题的各种不同因素,相应地采取不同措施,实行综合治理的对策.当然,解决失业问题比起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难度要更大,所需要的时间也更长.
　　承认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把握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二者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一定的对应变动关系,并不等于肯定凯恩斯主义者把这一客观存在的对应变动关系偷换成主观随意的政策替代关系,用主动推行通货膨胀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者的通货膨胀刺激政策,实际上是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误用.同时,简单地否定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笼统地说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二者无关,也是有害的.因为这会造成一个漏洞：既然二者无关,那么就可以任意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不必去顾及通货膨胀.实际上,国内外有些研究者在使用有关数据得出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二者无关的结论时,他们忽略了一点,即他们所使用的数据,表明的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二者的长期关系,或表明的是在一个中期内将二者各自平均计算后的关系,而不是表明二者在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关系.
　　实现低通胀下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各国政府的愿望.这里的关键在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不能连续地、过度地超越其潜在增长能力.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为了实现低通胀下的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是从需求面出发,要十分注重控制经济增长的峰位,防止连续而过度地“越线”,即由潜在经济增长能力所决定的适度增长线；另一方面是从供给面出发,提高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农业、能源、交通运输、主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再一重要方面,就是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积极促进科技进步,不单纯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讲求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讲求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