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激昂的文章啊!要有议论文的结构,

谁有激昂的文章啊!要有议论文的结构,
谁有激昂的文章啊!
要有议论文的结构,

谁有激昂的文章啊!要有议论文的结构,
我们伟大的祖国“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热爱祖国、为祖国献身的英雄受到我们的尊敬和爱戴.五千年沧桑,山水雄浑而来,凝固了岁月不朽的痕迹.在中国面临瓜分灭亡、志士仁人,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曾经历尽艰辛,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书写了一页页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爱国篇章,雕塑了一座座无字的丰碑.
先辈们之所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正是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祖国之有的至高无上.他们在有生之年创造了伟大的事业,树立了不朽的精神,那么实际上他们已经超越了死亡,创造了不朽.这就是意义,这就是价值,以生命换来的价值,足以使亿万人骄傲的意义和价值.
先辈们用生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使我们如此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它不在于长短,平平庸庸地活上百岁,怎能以短暂的生命之光,在奋斗与贡献中迸射出价值的火焰；它不在于享乐,而在于创造和拼搏,与其让年轻的生命在花前月下消逝,又怎能在暗礁与激流中进取……
时代在改变,我们青少年不再需要为建立新中国而抛头颅、洒热血,但我们肩负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们将要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要用我们的全部生命去完成.依稀中,我们仿佛置身于苍翠的山间、滔滔的长江上,我们看到那沐浴着祖国阳光的国旗,以及那满载着希望、信心、民族之魂的帆船……所有这一切,仿佛都在召唤我们喷薄燃烧着的青春和生命之火.
昨天永远属于过去,今天就在脚下,让我们名词革命先烈,发扬他们的精神,去开拓美好幸福的未来,使我们的家乡更加富饶,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鲁迅与死亡－陈丹青
2006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大学人文节”暨“鲁迅新文化周”讲演
陈丹青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了一回大先生。要说的话，都说穷了。今天是海婴先生的公子周令飞拉我再讲一回，不敢推却。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就想一个题目，叫做“鲁迅与死亡”。
这是个黑暗的话题。我们纪念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可以取这样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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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死亡－陈丹青
2006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大学人文节”暨“鲁迅新文化周”讲演
陈丹青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了一回大先生。要说的话，都说穷了。今天是海婴先生的公子周令飞拉我再讲一回，不敢推却。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就想一个题目，叫做“鲁迅与死亡”。
这是个黑暗的话题。我们纪念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可以取这样黑暗的话题么？我想来想去，在中国，没有人像他那样公布内心的黑暗，而且最擅于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所以下面说出的意思假如不得体，还请大家，尤其请海婴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难做人、做人难：除了血缘，鲁迅几乎不是你们的家人。他的声誉，还有一代一代像我这样的外人，永远拿“鲁迅”这个名字打搅你们全家。我这里忽然想到海婴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件旧事，说是当年国难当头，有人责难周作人先生为什么不肯离开北京，他说，我要抚养一家人，并指着老太太说：“这是鲁迅的母亲呀！”听那说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亲。
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读了，却发笑，而且认真想了想：我倒是愿意揣想海婴的叔叔并没恶意：当人家以“国事”威胁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事”——即“鲁迅的母亲”——与国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哥哥多么重要，重要得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大符号，而抚养这符号的母亲，的确可以是他辩称留京的理由之一。昨天有幸与海婴父子交谈，又听了令飞的讲演，这才清楚周家后人几十年来的难处——鲁迅的骨血，亲子孙，如今对鲁迅的后事没有一点过问的权力，周豫才不再是周家人，一谈鲁迅，等于谈国事，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早就被霸占，被百分之百地“国有化”了。扯远了。请海婴父子原谅。现在我来说我的话题：“鲁迅与死亡”——死亡，不是家事，不是国事，是我们都要遭遇的事。
（一）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过了一个多月，他真的去世了。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今古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两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志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这两句话，我们早知道的，就是：
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我的问题是：我们果然知道鲁迅先生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两句话么？当然，要是拿教科书去解释，拿鲁迅的时代去核对，拿世俗的道德观去谴责，几句话就可以解释——同时消解——这两句话。我现在不想、也不能来给出自己的理解，我只是猜：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伏尔泰读到，拜伦读到，尼采读到，裴多菲读到，萨特读到，甚至给主张宽恕而终于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读到，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贽之流要是读到了，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为什么呢？这是不该追究、不容辩说、不可就事论事的话。我知道，这两句话是许多讨厌的“好人”们讨厌鲁迅、非难鲁迅的证据和话柄——为什么不宽容呀，为什么主张怨恨呀，为什么心胸狭窄，不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听到这类意思，心里就想：
好吧，你们去怨恨去。
西洋基督教的所谓“宽恕”，固然催人警醒，中国有人居然说是“一个都不宽恕”，又是一种警醒。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怀疑论者的老前辈，那位法国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两句和鲁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而正宗欧洲人蒙田先生临终，到底屈服了他所怀疑的宗教，请来教士，做弥撒，还留下两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
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将近三百年前的欧洲人，一位，是七十年前的中国人；一个说：“我的膝盖不听话”，一个说：“我一个都不宽恕”，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只是蒙田这话是在他死床上说的呢，还是像鲁迅那样事先写好在那里，我不知道。我真想知道，蒙田要是读到鲁迅这两句话，他的脑袋会怎样想。
在鲁迅虚构的小说中，许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说，世上太多了，中国当代新文学的时髦之一，就是动辙将主角置于死地。可是谈论死亡，则在现代中国，我不知道还有谁写得比鲁迅先生更好看、更隽永、更耐读——祭稿、悼文，原是古老的文类，而一旦写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尽俗套：或娇饰，或夸张，或滥情，极容易流入浅薄，以至轻佻。诚然，写他人的死，容易感动自己，甚而为他人所感动，其实就文章论，再是难写不过，因为心态毕露，更因为追记死者，是对于写作的严厉的考验。你与死者怎样情深谊长，你怎样有名位，一到追念哀悼的文章，便会漏自己的底——小范围看，譬如我们文艺圈内几十年来名人悼念名人的文章，几乎十篇有十篇我便读不下去，读下去，也不能怎样感动，顶多是得知一点死者不死便难以知道的故实，与死者，与文章的美，并不相干。
古文的祭悼的经典，不去说了。近百年来凡哀悼与纪念的篇章，具有文学的大价值，值得一再一再诵读者，我愿武断地说，几乎全在鲁迅名下。
莫非这是鲁迅的命？我平日闲读鲁迅的文章，不免发现应时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惫、略显潦草的篇幅，可是写到死亡，鲁迅便即文思泉涌，大见笔力，大显骨子，这不单是说人格的力量，更是驾驭文学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章，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语气的“平”——《纪念刘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滥用至今，单就文章论，却是一路写着，激昂上去了，平下来，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来。到了纪念柔石他们，语调苍老，无以复加。听说柔石身中十弹，鲁迅只用了四个字：“原来如此”。而明明是在纪念，却说是“为了忘却”，以文笔论，何其高明，以身世论，却是平白的老实话——我这里也来补一句实话：近时读到一种史料，方才知道柔石他们是究竟怎样被告密而丧命的，一读之下，我立即想到鲁迅。老人家生前要是知道，他会说不出话。
（二）
但我今天要说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说的，实在是鲁迅与死亡的关系。鲁迅的角角落落，被几代研究者搜索一空，大约都讲过了，我不晓得这个题目是否有人早就说起过，如果有，便算我无知——直白地讲，这题目，就是鲁迅的生前与身后，许多位与他亲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于非命、死得好惨，用文雅的说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拟定一份鲁迅身边的死亡名单，算了算，大致15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确，敬请专家指正：
鲁迅的父亲（不到40岁，死于病）
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
陶元庆（30岁上下，死于急病）
陈师曾（41岁，死于急病）
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
韦素园（30多岁，死于肺痨）
肖红（30多岁，死于肺痨）
柔石（30岁，死于死刑）
瞿秋白（38岁，死于死刑）
杨杏佛（50岁上下，死于谋杀）
郁达夫（50岁上下，死于谋杀）
许寿裳（65岁，死于谋杀）
陈仪（60岁上下，死于死刑）
郑振铎（不到60岁，死于空难）
周作人（80多岁，死于迫害）
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鲁迅的命？谁在算这命？如果说太迷信，我们或者可以改称为无情的象征，那么，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象征什么？为什么是象征？
我没有答案。以我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历史人物，有几位的命运，是会使他周围的若干人，因为他，或者不因为他，而死于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毛泽东，还有毕加索。大家知道，毛润之的亲属，六位死于革命，包括长子，后来，还应该加上他的夫人。毕加索，则死前说过一句大不祥的话，他说：“我的死将如海难，周围的小船为之沉没。”结果，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杀，一位儿子以车祸自杀，第四位情人死于疯人院，最后一位夫人在毕加索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夜，举枪自杀。
我们考察乱世，或者相信传统所谓“命凶”之类迷信，便发现总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断承受亲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画友持续为父母与三个兄弟操办丧事，直到他孤零零一个人活。不用说，在战争年代，在某种职业如军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频频承受他人与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黄埔军人，亲身参加抗战与内战，目击太多死亡，从不谈起战争；我在纽约认识一位犹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几十位家人，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类似的个案多不多？倘若在乱世，是否也能找出几位有过类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怀疑今天所讲，能不能成为一个话题？
现成的答案不能说服我。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惨遭杀害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出的真实——或“非真实”——我读书太少，非要申说追究，我们需要统计与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譬如，将范围缩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没有类似的例？就我所知，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马幼鱼、沈兼士、孙伏园、徐志摹、谢冰心、陈西滢……在这长串名单中，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持续得知同学、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现在我们来详细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说死因：15人中，鲁迅的父亲、陶元庆、陈师曾、韦素园、萧红这五位，因病夭折，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见，或许可以从这份名单中剔除，而其余十位，则个个属于非正常死亡：
范爱农的溺死，据鲁迅揣测，是自杀。刘和珍，典型的死于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枪毙，其死罪，当时属于“谋乱”，正面的说法是光荣就义，中性的说法，是死于政治斗争。
另三位死于谋杀：扬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说了，郁达夫的死也著名，不说了；少被说起的是许寿裳老先生，他于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因计划写作鲁迅传，为当局所忌，于1948年遭遇暗杀。我在纽约读到一份相关资料，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杀者砍破头颅。15位死者中，他是唯一一位死因与鲁迅有直接牵连者。
陈仪则身为国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台湾省省长，直接负责二二八镇压，后调任浙江省省长，1949年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意图劝汤恩伯转变，事泄，以谋反罪被枪毙。山东画报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专文述及，并附死刑照片，只见陈仪身体胖大，西装革履，若无其事，没有捆绑或手铐，相关记述中也说他临刑镇定，被特许独自清理文件，交代后事。
最后两位，郑振铎遭遇空难，亦属死于非命，周作人的死，则应了他晚年刻印的字句：“寿则多辱”，被红卫兵折磨而死。
再说这些死者与鲁迅的关系：
15位死者中，两位是鲁迅的血亲，即父亲与二弟。童年丧父对鲁迅毕生的影响，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丧父或丧母，或丧双亲。手边没有资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适、高尔基、托尔斯泰、海明威，罗兰·巴特，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鲁迅当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文革的发生，必有大感慨。
范爱农，鲁迅早年的同学与挚友，鲁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诗。以我的偏见，《范爱农》一文，妙不可言，纯就文学价值论，尤甚于他纪念刘和珍与柔石的文字。
陈师曾，画家，陈寅恪的哥哥，与鲁迅是留日同学，回国后同在教育部任职。鲁迅一生多有画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日后出版《北平笺谱》，还写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陈是齐白石最早的识赏者，将他的画携去日本展览销售，被齐白石视为恩人。
陶元庆，鲁迅小说集的封面设计者，鲁迅最为传神的两件肖像，我以为一是司徒乔先生画的遗像，一幅，便是陶元庆的木炭笔肖像。陶君死后，鲁迅自出三百大洋为之购置坟墓，情谊非同一般。
刘和珍的死，因鲁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惨案的其他亡灵显得次要——这是文学的诡谲，也是死者与生者的关系的诡谲，下面还会说到。不过近年有文论说刘和珍是鲁迅的暗恋者，我以为是好事之论，不足道，即便是，也非鲁迅痛悼的理由。
韦素园、萧红是鲁迅著名的忘年交。对前者的死，鲁迅纪念专文中出现少见的哀惋。后者的死，鲁迅不知道，以他晚岁与二萧近于亲昵的交往，可知对萧红的识赏与欢喜。
柔石与瞿秋白之死于鲁迅刺激之深，不必说了。历来，鲁迅与瞿秋白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瞿秋白临刑前的《多余的话》，才是他，也是共产运动史真正重要的文献。在另一面，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与鲁迅不配的，而鲁迅寂寞，要朋友。这两位江南人半夜谈革命，和当时职业革命家是两类人格、两种谈法、两个层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又是怎样谈——我所注意的是，鲁迅与他这位“知己者”都不曾梦到身后双双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围，并双双拥有阔气的坟墓，一在南，一在北，结果八宝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间被砸毁——两座墓的命运，也可窥见两位“知己”的真关系。
杨杏佛的死不见于鲁迅专文，或者如他所说，平辈死亡总不如晚辈的死那么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杀径赴悼唁的细节，反倒比杨杏佛的死更著名。
以上死者死于鲁迅生前。以下几位，则死在鲁迅身后，为什么也要说呢？因为他们与鲁迅生前的关系，以及在鲁迅死后的结局，同样构成环绕鲁迅的死亡图景。
郁达夫，是“创造社”中唯一一位与鲁迅熟腻无间，不存介蒂的人。又是15人中唯一一位死于外国侵略者之手，结局之凶，犹甚于鲁迅生前所目击的朋友的死亡。
许寿裳与鲁迅的终生情谊，超越老同学关系。在古代，是要树碑立传的，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不予宣传。鲁迅死，多少人以守护鲁迅为终生职志，忠厚耿介如许寿裳，是唯一为此丧命的人。
郑振铎与鲁迅的友谊比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而死于空难，毕竟可惜。
值得一说的是陈仪。假如我没记错，他是鲁迅留日同学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最高者。鲁迅与他什么关系呢？在日本，许寿裳、陈仪两兄弟是和鲁迅极要好的同学。鲁迅晚年生气时，常会说：“我去找陈仪当营混子去！”若交谊不深，他断然不会讲这种话。鲁迅通信集不见两人的书信，以陈仪准国民党官方身份而不见于鲁迅研究资料，并不奇怪。如有学者熟悉此人，我极愿请教，有他在，鲁迅交友录才能比较地非政治化，对于认识民国年间人物关系的真相，多有助益。
这15位死者，除了至亲，分别是鲁迅的老友、挚友、良友、晚生。而其中被镇压，被枪毙，被谋杀的暴死者，竟多达7位，这种遭遇，任何人哪怕只经历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创痛。而与鲁迅有涉，死于死刑的人数其实还可加上4位：譬如与鲁迅缘分较浅、同柔石一起被难的殷夫、冯铿，譬如他从未谋面，却将死牢里写成的遗作辗转托付给鲁迅的方志敏。论到五四战友，我们不该忘记死于绞刑的李大钊。
另有一位青年摄影家沙飞，与鲁迅交谊甚浅，却为我们留下鲁迅最后岁月的珍贵照片，说来离奇。他也死于死刑：三十年代末，沙飞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前夕因病中的疯狂在医院亲手枪杀一位日本军医，破坏了战后中日关系，不得已，被我军就地处决。我手边有他女儿赠送的《沙飞影集》，开首即是他拍摄鲁迅参观木刻展并与左翼青年笑谈的著名照片，结尾，是沙飞当年在河北就刑地点的照片，附当年战友与死刑执行者的详细回忆。
（三）
至此，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我不做鲁迅研究，只是喜欢说起他。去年我说“他好看、他好玩”，虽是恭恭敬敬心里话，毕竟语出偏锋，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调子忽然暗下来，什么意思呢？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那么，鲁迅的命题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从以上这份死亡名单和鲁迅先生关于死亡的态度，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观。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意义，早有教科书不容质疑的定论在——我讨厌一切定论，我欢喜的是鲁迅这个人。我常想，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无辜一些。
什么叫做无辜？我愿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这便是一个人格外无辜的一刻。鲁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凶险，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顺序中，并不事先知道谁会死，怎样死法，谁是下一位。今天海婴先生健在，他当年便是一位小小的无辜者：从他出生到七岁，他完全不知道楼下父亲房间里传来什么凶信：他两岁那年，柔石被拉出去枪毙；他五岁那年，瞿秋白在楼下厢房里躲藏过，不久也给拉出去枪毙；许寿裳更是周家的常客，结果脑袋给砍得裂开来……。
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份人家：鲁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为安定的十年，平心而论，那也是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十年，而其间鲁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难。这些周家的家事，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但我们要分清楚：教科书不等于历史。
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但我要自己阅读它：以下陈述与教科书多有重合，我来一路试着分分开。
譬如，为什么这些鬼魂与鲁迅老是有关系？依照教科书的解释，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是的，鲁迅时代的世道凶险，今日青年极难想象，而那时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扰动国家，以至文人的危险，犹甚于今天的武人。但教科书不会说：危险与危险者从来是双向的：鲁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当时与鲁迅往来如瞿秋白、柔石、陈庚、冯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话，不存贬义，便是标准的亡命之徒。
所以鲁迅自己就是个危险者。教科书告诉我们：鲁迅生前长期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被各种思想与势力视为危险。但教科书训条从来是单向的，大家不要忘记：直到今天，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我们只要看看追随鲁迅的青年：胡风、冯雪峰、萧军、川岛、聂甘弩……虽然没有被枪杀，但个个恨恨而死，不得好活，鲁迅要能活转来写写他们，他必须为学生们的这种活法与死因，寻找别的说法。
这些鲁迅后事，大家都知道，我想说的意思仍然不是这些。
鲁迅的早岁、中年与晚期，分别历经清政府、军阀执政府与国民政府。实在说，他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他是晚清官费的海归派，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后来走开单干，靠近左翼，一如胡适的归属右翼——鲁迅的书被国民党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胡适的书被新中国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论怎么说，这两位五四人物终究不过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异端。异端，是顺逆两面、左右两派，甚至在自己的阵营中也不讨好，并不肯讨好的人。史料证明：鲁迅与左翼，胡适与右翼，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而鲁迅较之于胡适，尤为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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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激情
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
生命，如果跟时代的崇高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它永垂不朽。
——题记
我爱看书！特别爱看巴金的《日》！
《日》这篇散文诗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也就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广大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世界都被黑暗笼罩着，渴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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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激情
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
生命，如果跟时代的崇高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它永垂不朽。
——题记
我爱看书！特别爱看巴金的《日》！
《日》这篇散文诗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也就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广大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世界都被黑暗笼罩着，渴望自由，渴望光明，渴望希望，中国大地的一股抗日势力正蓄势待发！
文章以飞蛾扑火，夸父追日两个人们最熟悉的故事为象征，写出了作者对光和热的赞美，对探索者的赞美，对漫漫长夜和严寒的憎恶，同时更表现了巴老为追求光和热而不惜自己的生命的崇高的品质。
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多么了不起的一群人！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生命一直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困惑，他们怎么可以抛弃生命呢？
英雄终于在战场上倒下了，新的英雄又继续奔赴战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同样是人，他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而别人却可以潇洒地选择荣华富贵、醉生梦死。同样是人，同样有血有肉，难道他们真的就不怕死吗？真的就可以坦然面对吗？不！有人说，死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是美的。那说明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也许只有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国家的安危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的心里时刻装着国家和人民。
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有人说，只有两种生活方式：腐烂或燃烧。胆怯而贪生怕死的选择前者，勇敢而胸怀博大的人选择后者。
巴老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的老人，终于也远离我们而去。我们怀念他，我们为那个时代感叹，我不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怀念。很惭愧，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无法真正理解他的博大与精深！
我只知道，透过他朴素的文字，我领悟到更多的生命的价值！
感谢巴老！感谢他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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