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思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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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思500字
人类自起源至今,少说也有上百万年,可是人类可以通过文字直接加以记忆的历史却只不过五、六千年,至于谈到人类的精神史,就更短,只有2500年.西方人用耶稣的诞生象征人类普遍信仰精神的诞生,并以此作为全人类精神生命的诞辰日,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它今天也已经成了全人类共同使用的公元纪年之始.按照这种纪年方法,我们今天已临近20世纪末,也即第二个千年纪的末日,紧接着,人类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纪,也即21世纪.
　　公元元年正值中国历史上的西汉与东汉之交.东汉的光武皇帝于公元25年登基称帝,然而其祖西汉的武皇帝（在位时期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则早在公元前一百多年前即已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便为中国人奠定了一种人类原精神的基础,此即在先秦时代就已由孔、孟所首创并倡导的具有仁爱精神的儒家学说；但也从此,开始了一种血统皇权的极权专制体制与一种人类的原精神相互进行紧密结合的漫长的历史,这个历史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与中国的先秦时代几乎同时,古希腊人也为自己和全人类奠定了另一种人类的原精神的基础,此即哲学求知精神的基础,与哲学求知精神逐渐进行了历史结合的是希腊——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寡头的或贵族的议会选举的政体,这种政体为后来的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古老的样板.
　　几乎在同时代提出的哲学求知精神、信仰精神和仁爱精神,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三种原精神,在人类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它们依次结合于贵族（精英）政体、神权极权政体和皇权极权政体；这三种人类的原精神组成了人类的全精神,它们是人类道德和理性的总的源泉.然而显然,这三种原精神在人类中的空间分布上是非常不均衡的,事实上,在时间分布上也同样是非常不均衡的.例如在第一个千年纪（公元元年—公元1000年）的前半期,西方主要是希腊—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时代,古希腊的伊壁鸩鲁哲学和斯多葛哲学的哲学理性精神在西方人中处于主导地位,到了后半期,更确切地说是到了西罗马帝国被灭亡（公476元年）之后,西方进入了宗教（信仰）精神处于主导地位的时期,这时在西方渐渐兴起了神权的极权统治.而到了第二个千年纪（公1000元年—公元2000年）的前半期,西方的宗教信仰精神开始渐趋衰落,并且这时的宗教神学在奥古斯丁、阿奎那等神学思想家的影响下也渐渐趋向于理性精神的哲学,直到世纪之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新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等等理性主义运动相继发生,从而后半期的西方重又进入了哲学理性精神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并一直至今,由哲学的理性精神而发展成为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社会民主的理性主义.
　　在中国,则是无论在第一个千年纪还是第二个千年纪,基本上都是由儒家的仁爱精神占据支配地位,与此同时,皇权的极权体制也庚衍不绝,直至本世纪还难以完全断根；不同的是,在第一个千年纪,汉儒为原始的儒家精神增添了浓厚的伪神学乃至伪宗教的色彩,而在第二个千年纪,则是由宋儒和明儒为原始的儒家精神增添了浓厚的伪理性和伪哲学的色彩.
　　现实地说,全地球人类的文明在第一个千年纪,中国是名符其实的中央之国,即使西方同时代的有名的罗马共和国也无法与中国相比.这是因为,直到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均占全人类的二分之一以上,也即是说,全地球上有一半以上的人类一直长期地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而且直到13世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游见闻也充分证明,中国人这时的生活要远比西方人文明,经济上更显得繁荣、昌盛,政治上更显得和平、稳定,文化上也更显得具有生活的效率和更具有人类艺术的情趣.诚如英国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所指出的,直至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发明在全人类中均占有压倒的优势,而美国的坦普尔先生则更认为,“如果认识到西方今天得以丰衣足食要归功于两个世纪前采用的中国发明,我们倒应感到惭愧才是.”（见《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21世纪出版社,1995年,第18页）.而同一时期的西方人却一直为不断的战争和宗教神权的极权专制对人们精神的残酷奴役所苦.真正西方文明的崛起和相形之下中国文明显得衰落的时期,主要还是在近五百年,也即第二个千年纪的后半期,而且更主要的还是在最近的两个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即使如此,也诚如培根所言,造纸和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项技术发明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明基础.它们“对于彻底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观念、任何占星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都更大,可是他（指培根——引者）至死也不明白这些均来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