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镇化带来的产业效益珠江三角洲城镇化带来了哪些产业效益,主要从投入与产出方面去回答.朋友们请回答的详细一些,本人想做论文参考.分析一下珠三角城镇化的成果也行,即它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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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城镇化带来的产业效益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带来了哪些产业效益,主要从投入与产出方面去回答.朋友们请回答的详细一些,本人想做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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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2006年2月17日-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香港特首顾问曾德成做了主题为“从珠三角城市群兴起看香港衍生的城镇化效应”的演讲.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形成,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的城镇化进展,当中有明显的香港效应.有论者预期,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城市群将进一步整合,崛起为「珠江口超巨都会」.回顾这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可以看到产业布局是带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受到国家宏观政策所引导,又无可避免地要纳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之中.
　　产业带动城镇化
　　在城镇化发展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聚集.正如戴维˙史密斯所言,城镇人口增长数字实际上「隐含了成千上万个迁徙的人们与贫穷作斗争的故事.」农民进成首先是为了寻求生计.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曾一度广受曯目,被认为是让农民增加收入、解决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乡镇企业是在小城镇兴起的.费孝通先生1984年7月在香港发表演说,题目是《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他满腔热情地推介了江苏农民在先前五年间创造的「离土不离乡」新模式：「农民不改变他们居住的地方,不改变户口,白天去镇上或村里的工厂、商店和其它机关里做工,晚上回家住宿,或短期单身寄宿在镇上.」他指出小城镇可以成为城乡之间的「蓄水库」,吸纳大量人口转移.
　　费孝通先生引述古书里「日中为市」之说：以往农民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带出去卖,从住地走路去市集,最远的地方要半天,再远当天就回不去了,所以《周礼˙地官》说「五十里（华里）有市」,是歩行的距离.费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以苏南地区看到,从农村到镇上的交通已越来越方便,一般骑自行车就可以到达；「自行车每小时可行十公里,而现在苏南两个集镇之间距离只有十五至二十公里.」 城镇的空间布局就不再以步行距离为限,而是骑自行车可以覆盖的范围了.
　　乡镇企业带起了小城镇的兴旺,入镇工作的周围的农民「离土不离乡」.稍后,却随着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加上政策的调整和人们意识的改变,农村居民很快就突破了围绕乡镇的活动范围.他们不受骑自行车的距离限制,而乘搭火车、长途汽车和各种交通工具,远离家乡出去「打工」,展开了大跨度的流动,汇成蔚为奇观的民工潮.农民工既离土、也长时间离乡,虽然不被算作就业地点的户籍人口,但长期在外地居留,人数远超出于乡镇企业就近吸纳的劳动力.民营企业因而得到了扩大发展的人力资源.至于最大量聘用民工的,是外资企业而非乡镇企业.于是,二十几年下来,城镇化发展得最快的,并非费孝通先生长期考察的苏南地区,而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两处高度外向型的沿海地带.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凭借毗连香港的条件,以「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取先领先于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随同这增长创造出一个城镇密集区,也有称为「都市连绵区」.
　　香港是位于珠江口的现代大都会,又是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高度开放,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香港企业界近水楼台,率先把制造业北迁,结合内地的资源优势,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进而继续根据海外市场需求,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组织生产和采购,配合提供融资和生产服务.
　　与港商投资与产业转移相结合的,是大批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从四方八面汇聚到珠三角来,成为农民工、「打工妹」.改革开放前,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增长率本来低于广东全省以至全国的水平.近二十几年来由于港资的投入,珠三角急速城镇化,外来人口迅猛增长.2003年,外来打工人员已占到珠三角总人口的45%左右.估算到2005年,珠三角城市化水平达60%左右－－这是按户籍人口统计,若按城镇实际居住人口口径,城市化水平达80%左右.到2005年底,港商在广东共开办八万多家企业,雇用超过一千万人[7].在外向型经济带动下,广东省的城市化水平从1982年的19.8%上升至2000年的55%,升幅和水平均为全国之冠.
　　就香港来说,以联系内地产区和海外市场的策划营运中,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升了其传统的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地位,处理的贸易额持续增长.2004年香港外贸总值四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亿港元,等于当年香港GDP的319%.香港也在这过程中形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2003年底,以市值计算的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三千三百九十六亿美元,相当于当年香港GDP的214%；其中对内地累计直接投资总量已达二千五百亿美元.单是对广东的直接投资至今已达一千亿美元,占其外来投资的七成.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涌现与香港经济转型同步发生,正体现了《全球城市》的作者萨斯基娅•萨森曾所讲的「根本互动关系」－－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心功能就越是向少数地点集结,「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扩散,产生出加强集中控制管理的需求」.[11]扩散于各地的全球化供应链,策划和管理起来十分复杂,需要多种专业服务支持配合,这就要求汇聚一批高素质的知识人才.生产分散,管理集中,是相辅相成的.萨森还强调必须超越一般人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立的二分法,认识到「世界城市」也是生产所在地,以庞大和复杂的组织架构,管理众多分散的工厂、办公室和营销网络提供所需的高度专业化服务、创新的金融服务,以及对市场的开拓.管理和控制的职能是越向特大城市集中.
　　「三小时经济圈」
　　如上引述,古时「日中为市」以步行距离为限；费孝通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察的苏南乡镇企业布局,以自行车距离为限.可作对比的是,珠三角涌现的新城市群,由现代交通工具所接通,其空间布局是受到所谓「神奇三小时」的制约.珠三角的外来投资最大部分来自香港.对这些港资企业东主和高层管理人员的调查显示,他们一般只会投资于三小时内可以从香港乘车到达的地方,为的是确保从早上出发,巡视工厂后,同一天能够返回香港.[12]因而以香港为中心计算,有「三小时经济圈」的说法.
　　在「三小时经济圈」的作用下,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也出现了明显差距.改革开放之前,珠江西岸的中山和珠海,生产总值比较东岸的深圳加上东莞还要稍多一些；两岸人口也相若,1980年时都在一百三十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但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深圳、东莞由于与香港直接相连,经济增长很快,而珠江西岸与香港的交通联系较不方便,超出了「三小时经济圈」范围,因而到2004年,前者的GDP已是后者的3.9倍.东岸两市由于有大批职位吸引外来工,人口也增长至数倍于西岸：2000年,深圳与东莞的人口合共已达一千三百五十万,而中山加上珠海共为三百六十万.见表）计划将要兴建的港珠澳大桥,正可把往来东、西岸的时间大为缩减,纳入「三小时经济圈」之中.
　　珠江东岸与西岸比较 恩莱特2005
　　1980
　　1990
　　2000
　　人口
　　（百万）
　　2002
　　GDP
　　（亿元人民币）
　　人口
　　（百万）
　　GDP
　　（亿元人民币）
　　人口
　　（百万）
　　GDP
　　（亿元人民币）
　　深圳
　　+东莞
　　1.45
　　9.74
　　3.400
　　201.0
　　13.50
　　2929.7
　　中山
　　+珠海
　　1.38
　　10.10
　　1.835
　　85.0
　　3.60
　　822.0
　　港商在「三小时经济圈」内向珠三角投资和转移产业,固然是因应经济规律.香港紧靠珠三角,而两地的价格水平差别很大,「世界上没有任何两处如此紧贴的地方存在如此大幅度的价格落差」.因此珠三角吸引港商投资的同时,也吸引香港市民前去消费,包括置业买屋.深圳、东莞等地成为港人周末度假的后园,以及购买廉价商品和服务的场所.因此这里急速的城市化,是来自生产和消费的双拉动.
　　珠三角本来是肥沃的耕地,近二十多年来急促城镇化,当中以东莞最为典型.东莞处于广州和深圳之间,原是一片地,经过大批港资和台资的投入,风貌大变,在幢幢厂房、商品楼和百货商场之间,剩下零星穿插的荒废田地.有论者认为东莞就是如地理学者麦基所说的「城乡融合区」.由于广州和深圳已是发展得较完备的城市,必须控制由外地迁入的人口数量,于是两者之间的东莞就扮演了「蓄洪区」角色,「把滚滚民工潮储起来减轻周边大城市压力」.麦基原本根据在印尼的考察,提出的「城乡融合区」也是一种「就地都市化」的概念,兼有城市和乡村的特征,亦工亦农,融合区内的居民尤其是女性会前去周边的主要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同样「离土不离乡」. 然而在东莞受聘从事非农工作的主要并非区内的原居民,而是大批来自外地的农民工.
　　应聘在北京为中央电视台设计新大楼的荷兰裔建筑师伦•库哈斯,一再惊叹珠三角城市化的急剧与无序：「从一片空白跃进到城市状态,并无任何中间经历」,「城镇只是一批看来互不关联的楼房的聚集」,「罗西说城市不能没有历史,如今却有大批人热切于无历史的生活」；「作为人居环境,这儿相当奇特,有点凶相」. 广东省政府有关方面也承认,珠三角城市化「发展水平和质量不高」,「城建管理机构尚不完善」,以至有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所以需要「不断优化重组结构和空间布局」.
　　在「三小时经济圈」以外的珠江西岸,相对来说较少外资进入,倒让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中山「以上（市属企业）带下、一镇一品」的模式,以及顺德「中间（乡镇企业）突破、带动两头（市属、村办企业）」的模式,都为内源型经济积累了成功经验.西岸城镇也保存了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区别于东岸呈现的一般快餐式文化.不过整体而言,广东的内源型经济发展并未比得上浙江：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拉动了县域经济,其84个县、市、区创造的工业产值已占到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一半.2003年广东县均GDP只相当于浙江的48.75%.
　　「十一五」期间将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果在全国范围里,内源型经济的比重有所上升,对不同类型的城镇化进度速度也将带来变化.就珠江三角洲东、西两岸的城市建设,也将出现一番新景象.
　　国际都会与城镇互动
　　继续推进城镇化,是我国在「十一五」时期的重要策略,以配合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据国内专家估计,今后五年,农村将有富余劳动力一亿二千万人向城镇转移；也有估计十五年内有两亿至三亿农民进入城镇.要实现过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投入非农业生产,便要努力扩大内需,加快内源型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继续重视利用海外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城镇化进程仍将不能摆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势的影响.
　　由农民工从事生产的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农村存在的大批富余劳动力,也难以很快提高技术水平,今后一段时期还是要靠价廉物美去竞争.一些地方提出要促进内源型与外源型经济协调发展.在实际市场运作中,则不可能消除二者在产业资源配置方面的竞争关系.根据市场的不同条件,让内源和外源型经济并举,是多途径推进城镇化、实现较多农村人口进城的有效方针.
　　产业总要向最具经济效益的地方转移.我国既有丰富的劳动力,各地只要能吸引到投资,便有条件发展生产,扩大经济规模,也给当地政府带来收益.所以有一段时间,全国各地都竞相提供土地、税务等优惠,设法招徕投资,较容易的是吸引境外的资金.中央在全国规限了税务优惠后,各地又纷纷拿土地去换取项目资金.「据有关部门数据,在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以前,全国共有6000多个各类开发区,规划占地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所有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总和.」在珠三角城镇化过程中,前一段时期是纷纷「撤县建市」,到几年前又纷纷改市为区,原先属于农村的土地便并入为大城市的一部分.例如广州的市区面积,就由五十年代的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经合并番禺、花都为辖区后,扩展至三千五百多平方公里.在更多土地被并入城市的时候,由于城市建设和社会服务滞后,外来农民工一般不会被接受为户籍居民,形成「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扩张中的城市人均用地面积高于亚洲邻近国家和地区.
　　唯有香港有一条既定的界线,自1979至2004的25年间,人口增长39.6%,GDP增长了276.5%,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通过提升效率达到的,并非靠地理上的外延.香港向外流动的是资金、技术和人才.
　　在珠江三角洲,随着城市建设的逐渐深化和完善,难免要带来成本上升,大批外销企业也面对进一步向内地转移的需要.依据萨森的「根本互动关系」,生产环节越是散开,控制管理的环节越是要集中.随着交通进一步发展,过去主要依靠陆路的「三小时经济圈」可继续扩大,更将可跨越至乘坐飞机一小时航程可及的范围,都同样可实现当日往来.若以香港为中心点计算,可以覆盖「泛珠三角」九省范围的很多地方.关键是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打通沟通联系的环节,撤除对经济融合的障碍,当可发挥珠江三角洲对内地经济发展更大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如今一方面是珠三角的周边地区纷纷准备迎接沿海产业的转移,多个周边省份都已向香港提出,愿意划出成片的土地,提供给港商集中投资.另一方面,香港工业总会也曾向内地提出建议,希望得到成片土地开发为香港工业园；然而一直停留于概念层次,有待落实.港商向内地何处转移产业和扩大再投资,摸不到方向.以投资带动产业,推进城镇化,正是「十一五」时期的国家策略之一.如果要避免再重复开发区遍地开花的境况,就应该在国家层面上统筹规划,引导外资流向,集中到中心城市联系可及的主要地点去.
　　2005年10月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发表的《重庆宣言》中说：「富有远见的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以科学发展观在全局上作出规划,订出新阶段城镇化的价值标准,依循经济发展规律选好加速城镇化的主要点,将使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更显出特色,不仅以数量、而且以素质展示空前的新成就.(曾德成:香港特首顾问)
　　附 ：“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论坛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共同主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中国市长协会、香港瑞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