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为什么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

太平天国为什么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
太平天国为什么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

太平天国为什么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
太平天国真的是反帝反封建运动吗? 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往往会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 1850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几个字原文为法语）”.特别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锲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不久,受老战友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十二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容情地指出： “（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由兴高采烈改为指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了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此外,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博士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就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作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戮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氏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虽然力主反满,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对马克思、孙中山、梁启超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纂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的“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笔记内容,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其治学严谨程度还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 梁夫子在否定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反思“极左”思潮下,对太平天国的赞不绝口,无外乎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二,《天朝四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第三,马克思曾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一切的一切,谬误以外,还是谬误. 首先,太平天国,自其建立之始,因为“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与洋兄弟们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下深仇,所以“反帝”无从谈起. “反封建”更不必讲,清朝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十八个,洪天王有八十八个“嫔妃”,后宫供其纵欲者近两千女性.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要“反动”得多.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党成员、盗贼、地主、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上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说瞎话. 其次,《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享,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 第三,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太平天国运动,而是指德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年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均分配的“农民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当时的马克思口中说出来,其实含有辛辣的贬讽之意.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社会主义”,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弄清了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极左”学者们对太平天国涂饰的立论点,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装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样唱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但是,历时近十五年之久的波及十八个省份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历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还使整个国家丧失了一亿左右的人口.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庞大死亡数字的责任所在,难以细究,大致上讲,清军与太平军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道（光）、咸（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音,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份,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颠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现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在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邪恶的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幢幢的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与敬偶像派之间的争辩,不需要武断肯定与简单否定的轻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的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