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司马光年龄大小?司马光背景?和苏轼发生了什么事?最好有细节

苏轼 司马光年龄大小?司马光背景?和苏轼发生了什么事?最好有细节
苏轼 司马光年龄大小?司马光背景?和苏轼发生了什么事?最好有细节

苏轼 司马光年龄大小?司马光背景?和苏轼发生了什么事?最好有细节
变法是个非常时髦的话题,王安石变法更是几乎人人皆知其大概,这里就不多重复,简单的说几个可能不大被人们所注意的小问题.
　　其一,当时王安石的变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是哪些人呢?
　　按理说,王安石要变法,变法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谁反对谁就是保守派,就是思想僵化,他的脑袋就是榆木疙瘩做的,那么,先说反对派领袖司马光,然而,一提到司马光,野史公就不由得想起他小时候砸缸救伙伴的故事,难道榆木疙瘩做的脑袋能产生出砸缸救人的机智来?也许是他小时候思想开放,长大了就糊涂了,但他又是怎么写出那一大摞著作来的呢?就算司马光是个别现象吧,再看看还有谁反对变法,这并不困难,查一下宋徽宗用瘦金体写的《元佑党籍碑》,文彦博、苏轼、苏辙、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等共309人赫然在反对变法的奸党之列,哎,看到文彦博的名字,野史公又不由得想起他树洞取球的故事,难道以他的聪敏也理解不了变法的伟大历史意义吗?何况文彦博不是也曾和司马光等朝中重臣一样,把王安石作为贤能之士极力向皇上举荐吗?下一个名字是苏轼,听说他是个只会高唱“大江东去”的粗人,这倒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不懂得变法的必要性了,除了这些人以外,最让野史公不解的是就连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都坚决站在反对变法的那些人一边,哎,真是的,变法咋就这么难呢?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官僚精英之类,那么当时百姓的观点如何呢?史载当时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方,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野史公不禁又长叹一声,老百姓咋就这么不懂事呢?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的容易吗?
　　其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是些什么人?
　　这个问题挺麻烦,据说变法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理应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谁拥护变法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可是当野史公找到大力推动变法者的名单时,却感到疑惑了,他们的名字多见于《宋史》的奸臣传和佞臣传里,如吕惠卿、章敦、蔡京等等.
　　尤其是那个蔡京,名列导致北宋亡国的高俅、童贯等“六大奸贼”之首位,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任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蔡京方应试得中进士,然而由于他属于变法派,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短短数年,即由地方官升迁至朝中大臣.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继续宣传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任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这一时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在蔡京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309人斥为“元佑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佑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并刻石文德殿门,先在都城开封、后颁令郡县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见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贬谪南荒,并致使其中多人死于非命,已死者追贬官职,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这些事实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新法的拥护程度是非同一般的.
　　其三,说了反对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两类人,那么不能不说说王安石本人.
　　首先,王安石本人品质极高,生活俭朴,刚直不阿,尽管他提拔的多为不端小人,比如,史载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而著称,“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而同属变法派的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宅第之中,姬妾成群,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
　　其次,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是好的,“其本心欲救民”,绝不是为了让北宋亡国,尽管最终北宋确是亡在了变法派手中.
　　再次,世人只知其变法之初的轰轰烈烈,又有多少人关心那善后的团团乱麻?当王安石位居宰辅之时,为了变法,极力排斥当初举荐他的司马光、文彦博等重臣,并依靠吕、章、蔡等一班幸进小人,将神宗团团包围使他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劝谏,当朝中出现一片反对之声时,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拒绝一切不同意见,急功近利,冒冒失失的干起来再说,章、蔡借此加官晋级,以成其私,以变法为锲机爬上权力之巅,最后终于酿成难以收拾的残局.
　　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之际也曾自我反思,据说曾为自己昔年之事悔恨不已,假如当年他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听一下别人的不同意见,也许事情就不会弄得这样糟.
　　还有,王安石有一个基本上为大家所公认的不足之处,就是对子女的过分溺爱,处处维护,简直可说是包庇——由此也可略见宋朝“衙内”为害之广.
　　下面再谈谈新法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之精髓就是将国家财政商业化,而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有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由于这样一个价值导向,造成了“上下交征利”的局面,详读王安石五花八门的变法条例,其目的和愿望都出于强国富民,但不知为何到了下面的基层,执行实施起来就时时劳民伤财,说明施行方法以及内容是存在缺陷的,元丰之后,很多宋人笔记都涉及到王安石变法,但非议者多而赞同者少,且王安石有用人不当之过,一群见风使舵之徒趁机投机,而王安石悉数使用,使得他们把持重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只计眼前得失,无人虑及长远,朝廷之祸近矣.
　　当时还发生过一个有名的《流民图》事件,据宋人笔记记载,变法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后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声泪俱下,皇帝终于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种说法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民间的声音因为《流民图》事件而上达天听也是事实,传说词人晏几道还因曾赠诗与郑而受到连累,这还是王安石在位时,由他亲自领导实施的变法尚且如此,到了昏庸无能的徽宗任用蔡京推行新法就更加不堪了.
　　尽管蔡京向以正人君子自居,还曾题诗讥刺唐太宗时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是窝囊废,他广结党羽,贪赃枉法,大量卖官鬻爵,冗赘官员日益泛滥,至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时官员数量“较之元佑已多十倍”,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蔡京对原有制度肆意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改出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
　　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王安石）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改钱制及茶、盐等法,以变法之名,行盘剥之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其穷侈极欲的豪华消费,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似乎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评论：“祖宗法惠民”,“崇观法惠奸”,所谓“惠奸”,就是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甚至“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官贪吏虐,劣绅横行,蔡京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向逆来顺受的北宋民众,终于忍无可忍,在地方的上奏报告中提到揭干而起的方月昔起义军“陵暴州县”,“唯搜求官吏”,可见百姓对贪官之痛恨,徽宗在罪己诏里也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
　　然而,这一切随着“靖康之变”,俱成过眼云烟,金国8万铁骑攻陷了汴梁,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而北宋也灭亡了.
　　看完这两个故事,野史公不由地用当下最流行、最时尚的个性化、外向型、开拓型、创新型思维,打破常规模式产生了一个奇想：
　　若汉初之时有王安石者出,曹参为政必被讥之为墨守陈规、坚持错误路线而彻底否定,曹参其人必被称之为头脑僵化、思想不解放的庸才而勒令辞职,拥护曹参意见的官员必被冠以阻碍国家革新的萧何余党而统统罢黜,在信奉庸者下、能者上的当朝伯乐慧眼赏识之下,章敦、蔡京等狂悖贪虐之流成了被破格提拔的能人,标新立异、胆大妄为之徒挤挤于朝堂之上,汹汹于民众之前,以打破常理之魄力,施跳跃式思维之奇谋,每天三个新花样,样样都是把钱抢,敢想好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坏人不敢做的事,醉生梦死称太平,灯红酒绿号盛世,开拓出一个民穷国疲而官富的大好局面,创新出一个奖贪扬恶而抑善的优良风气,果如此,则到汉武大帝之时将何以成就千秋伟业?按照变法家们的计算,宋时经济之繁荣,其GDP已占到当时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尽管民不聊生逼上梁山者甚众),金人仍然势如破竹攻入宋之都城汴梁,把那两个混球皇帝抓走囚死于异乡,而汉初时的匈奴拥有万里草原,兵强马悍,远非宋时之金国可比,如果曹参被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变法家所取代,那么汉武帝恐怕也只好派个美貌宫女出塞和亲了.幸亏这仅仅是如果,幸亏曹参深明大义不畏谗言,坚持了大汉朝开国之初既已确定的英明方针和战略,为汉武大帝施展雄韬伟略奠定了真实的基础,实在是国家民族之幸事.
　　公元1127年,距离王安石发起他那著名的变法运动,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
　　距离司马光废除这些变法,也过去了四十一年；
　　距离另一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去世,相隔了二十六年.
　　这三人,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这场变法,三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假如他们能够多活一些年头,看到公元1127年的惨剧,那么,王安石可能会责问司马光和苏东坡：为什么不支持自己变法图强?
　　而伟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大诗人苏东坡,很有可能会一起痛斥享有伟大文学家与政治家盛誉的王安石：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祸!
　　据说,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外汉学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属于最高的一类；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认为：对其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王安石的名字,曾经一度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大陆各类传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宁变法为何物、与宋朝历史研究丝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国人,也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时,正值中国大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王安石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对立面而备受赞扬与推崇.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王安石曾经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还坐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位置上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后世一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颓,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一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一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像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二十世纪的这场对于王安石的颂扬运动,大约肇始于世纪初那位激情满怀的政论家梁启超；到世纪末的今天,则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段.摧毁的世代开始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褒贬双方的情绪也就显得不那么激动了.人们不再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一起拉,从而,没有了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