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故事

甲骨文故事
甲骨文故事

甲骨文故事
从殷墟到西周甲骨
对甲骨文的认识（即判明其为古人文字）始于光绪己亥（1899）年,鉴定者是金石学家王懿荣.他是从山东潍县（今潍坊）古董商人范维卿手中购得并率先开始肯定其价值的.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重视.当时在中国,考古这门科学已开始受到西方现代技术和方法的影响.到1928年5月,当时全国的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下设几个研究所,其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所长是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傅斯年.他上任后即以关注殷墟甲骨文为首要大事,这年8月12日,委派中山大学副教授、三十四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进行调查.
董作宾此去的目的是查明甲骨埋藏、盗挖的情况,看是否值得进行系统、科学的发掘.他在实地调查后,发现殷墟遗址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傅斯年看了报告后,当即同意发掘小屯村殷墟遗址.经院长蔡元培支持,特批一千银元的充裕经费,购置器材,调配人员,于1928年10月7日开始发掘.这就拉开了殷墟甲骨科学发掘的序幕,也奏响了我国现代考古科学大进展的乐章.
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至1937 年6月因抗日战争而被迫中断.出土有字甲骨二万四千九百十八片,另有大量其他器物.其中有几次由留美归来的人类学、社会学专家李济博士主持,另几次分别由郭宝钧、石璋如、董作宾主持.这些人才原本多不是考古专业科班出身,但凭着强烈的使命感,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个人的史学修养、国学根底,加上勤奋探索的精神,终于通过殷墟考古发掘这一重要实践,取得了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也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1950年4月,中断十三年的殷墟发掘得以恢复.此后直至1991年10月,对殷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找到了大量甲骨,其中有字甲骨总数为六千二百四十三片.而尤以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得到甲骨上万片为最多.专家由此推测,在殷中期以后,卜事机关大约由村北移至村南.这批甲骨文为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甲骨之后,人们一直对此津津乐道,以至“殷墟卜辞”几乎成了“甲骨文”的同义词.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推测西周王朝也应该有甲骨文存在.1940年,何天行在上海出版的《学术》第一辑上发表《陕西曾发现甲骨之推测》,根据《诗经·大雅·文王之十·绵》的线索,推测殷民族与周民族早有往来,同样迷信占卜的周人早已学会龟甲兽骨占卜的方法以及契刻文字并保留存世的习惯.又根据《水经注》记载高陆县（属西安府）发现背部有八卦古字的龟,结合《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的句子,推测在西安府曾有甲骨文发现,而这种甲骨文多半是属于周民族的.这一推测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得到印证.
先是1951年在陕西县出土了一件有钻、灼及兆痕的兽胛骨,显然是一块卜骨.1952年,在河南洛阳东郊遗址又出土了一块有方凿的龟版.1954年,在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周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块有字的卜骨,人们终于认识到殷墟之外确有甲骨文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周人的发祥地——周原地区以及西周王朝的周边诸侯地区都陆续发现了西周甲骨文.这些甲骨文,可以按占卜内容分为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杂卜及专门的人名、地名、官名、月相等几类.其年代多数属于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时期,少量是周穆王时期.1991年在河北邢台南小汪西周遗址发现了一件刻辞卜骨残片,1996年北京房山县燕都遗址又出土甲骨数十片,其中有字的三片.这样到目前为止,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地有九处,共计三百十二片,有一千零三十三字.其中既有西周王朝的都城遗址,也有边远诸侯国遗址,故而可以推测将来还会有西周甲骨文出土.由于西周甲骨文几乎都是在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下出土的,层位清晰,还伴随出土了其他同时代器物,专家学者一下子进入了对西周甲骨全面、深入的研究阶段,在对文字释读（它们比大部分殷墟甲骨文要细小）和对殷周关系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甲骨文与古代文字
汉字与古代埃及的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为古老的表意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从字体看可以分为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古文字阶段起自商代（以甲骨文为代表）,止于秦代,历时一千余年.从时间顺序上分,有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秦系文字等；从文字载体上分,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印章封泥文字、简帛文字、石刻文字等.甲骨文作为最早的系统文字,对其他古文字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既然甲骨文已经是成系统的比较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必然还有其他更古老、原始的文字.《周易》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但结绳记事的作用只是以实物来唤起人们的记忆,因此绝无演化为文字的可能,原始的文字应该是从绘画中产生的.在远古居民遗留下来的岩画、石刻符号、族徽等大量带有图案的信息中,又如何去判断哪一种仅仅是图画,哪一种是文字呢?以前曾有学者认为,可视图案复杂与否来决定,越古老,越偏于画的本意；而符号化成分越多,结构相对概括而简单的则偏于文字的本意.但是后来发现,在不同的文字中很难以这个标准衡量.所以后来有语言学家将图画到文字的定义改为：一旦图画与语言形式之间出现了约定俗成的固定联系时,它就完成了向文字的过渡.比如看见以一个正面人形的“大”字和一只鹿形的“鹿”字,立刻使人想到这是指“大鹿”,而不是指人饲养鹿、猎鹿等其他意思,这样大字便从图画中脱胎出来了.但这个过程非常之漫长.
汉字是一种表意字,又称方块字,有别于拉丁字母一类的表音字（如英语）.但实际上汉字也有大量的表音成分.对于汉字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与特征,传统的汉文字学有过较为全面、正确的归纳,这就是著名的“六书”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汉字发展早期阶段（主要是西周以前）,其象形程度较高,多使用意符和音符,甲骨文、金文均是如此.而随着汉字字形的演化,书写的规范,到隶书形成时,许多原先的表意字已看不出其表之“意”,变成了记号.所以汉字发展到后来,成为意符——音符 ——记号文字体系.
在甲骨文和原始文字符号间,尚未通过考古手段发现中间类型的古代文字遗物.然而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现状的调查,已经发现了两种古文字里的活化石：尔苏沙巴文和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是四川西部自称“尔苏”人的文字,现在能收集到的尔苏沙巴文书籍四种,分别是黄历、算命、抽签、说鬼等内容的经书.尔苏沙巴文有近二百个独体字,象形程度很高,有不少是照实物描绘下来的简单图画,出现了少量的会意字.另一种较尔苏沙巴文成熟些的化石文字是著名的云南纳西族东巴文.东巴文现存经卷二万多册,在造字方法上,东巴文与其他汉古文字相似,有表意也有表音,但两者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如“日”字的甲骨文为圆圈中加一点（或一横、一小圆圈）,东巴文则在圆圈内多加了表示光线四射的“十”状笔画.还有一种造字法,如东巴文中借“绿松石”来记“绿色”；借“火”表示“红色”,这种“义借”在甲骨文中也有.由于尔苏沙巴文、东巴文的原始性比甲骨文更强,所以反过来,也可以看出甲骨文的成熟性与系统性.
甲骨文与书法艺术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殷代的“钟王颜柳”们,自然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了.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尽管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创作）.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你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这便是风格、习惯的不同了.
我们进一步可以将甲骨文风格类型作如下描述：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书法艺术园地里仍活跃着“甲骨文书法”这朵奇葩.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