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武帝时期

关于汉武帝时期
关于汉武帝时期

关于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时代”,通常是指汉武帝执政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刘彻于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正月即帝位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这一时期,前后54年又一个月.如果是指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则从刘彻于汉景帝前元年（前156）出生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去世,前后近70年. 　　现在对于“民族”的定义还存在不同意见.如果我们姑且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一语的涵义,承认汉王朝管理地域的民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是可以讨论当时这个共同体的时代精神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回顾当时历史文化的面貌,认识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鲁迅曾经由鉴赏汉代铜镜这样的艺术品,发表过对汉代文化特征的评论.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对于美术风格,鲁迅也曾经说：“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这里所说的“魄力”、“气魄”,当然已经不限于艺术,而涉及了文化精神. 　　所谓“闳放”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当时的汉人,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汉武帝有一天乘辇来到郎署,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郎”.汉武帝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回答说：“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以文帝时为郎.”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就已经作了“郎”的颜驷,何以始终未得提升,又问道：“何其不遇也?”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这样的评断,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专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然而进行跨时代的历史比较,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愣”,所谓“过度”,所谓“旺盛”以及“人性”“张扬”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同时可能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特征. 　　当时虽然是在专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说敢作的人,他们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锁锢.侠风的盛起,就是这种精神倾向的社会表现之一. 　　当时所谓“游侠”,指壮勇豪放,重义轻死,虽然未必据有权位和财富,然而在民间的影响却十分显著的人.荀悦在《汉纪》卷一○《孝武一》中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司马迁《史记》特别为他们立传,又称述其独异于社会其他人等的品格,说他们能够“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所谓“仁者”、“义者”,与他们相比,也有不足.他们实际上在另一层次上实践了“仁”“义”.当时的“游侠”,其实是社会文化活泼生动之特色的一种人格代表,也是时代精神豪迈闳放之风貌的一种人格象征.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开篇就说到游侠的文化品格：韩非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二者都受到批评,而社会声誉依然很高.“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为了实践诺言,救人危难,往往奋不顾身.游侠的行为虽然并不遵循传统的社会规范,但是他们的诚信品德与牺牲精神,表现出强有力的文化影响.司马迁注意到游侠精神传递的悠远,这种传递,并不凭借经典文献而得以承继；也注意到游侠社会声誉的广大,这种声誉,也并不凭借权势地位而得以张扬.司马迁写道：世间“闾巷之侠”,“匹夫之侠”,虽然往往违犯当时法禁,对于社会却并无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声之远播,群众之追随,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放纵私欲,奴役贫民,欺凌孤弱的行为,游侠其实也是鄙视的.司马迁不满意将游侠与“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见解,似乎反映了一种“体制外”的思想个性.然而他的见解,也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汉武帝时代的“游侠”曾经进行过引人注目的表演.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为当时的社会风貌涂染了鲜丽的色彩.而司马迁的态度,则表现出较高层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倾向.看来,当时文化“正统”的力量还并不十分强大,人们坚持与执政者不同的立场,发表与执政者不同的意见,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汉书·游侠传》分析游侠兴起的背景时所谓“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应当说是客观的分析.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奋迅”、“骋驰”、“奔扬”、“驰骛”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当时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说林》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汉书·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时开始形成.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不过,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心理分析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注意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我们看到,汉武帝决策发起对匈奴的远征,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一点儿也不狭隘.比如匈奴贵族子弟金日磾受到信用,甚至受顾命,辅幼主,就是明显的例子.著名秦汉史学者劳榦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当时汉王朝的主力军中有“胡骑”部队.“巫蛊之祸”时,和政府军抗争的太子刘据争取“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的支持而未遂,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区的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进技术带到了草原地区.而张骞和苏武都曾经娶匈奴女子为妻,也体现当时民族关系中,在战争的怒涛之下,也有亲和的缓流. 　　就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体趋势而言,按照鲁迅的表述,“闳放”是基于“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则是“深沈”.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的精神现象时应当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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