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及《官场现形记》中的科举及官僚制度的相互影响?小弟写论文,大虾们给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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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及《官场现形记》中的科举及官僚制度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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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及《官场现形记》中的科举及官僚制度的相互影响?小弟写论文,大虾们给点指导~
中国古代小说,有反贪官的传统,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衣紫腰金,加官转职,门户生辉”(1),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到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2),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3)《官场现形记》的出现以及获得普遍欢迎,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开放和改革时势大背景下的产物.
早在1888年12月,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痛陈“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人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4),就对官场的腐败,表现了极大的忧虑.他大声疾呼：“以此官制治国,而当各国奔竞之世,安得不失败!”1897年3月, 孙中山在伦敦《双周论坛》发表以英文撰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以下引用孙中山的话均出此文,不再一一注出）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从改革和革命的立场,几乎一致地提出：官僚体制的腐败是造成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前者侧重于体制的弊端的揭露,后者侧重于官僚贪污的抨击.他们的这种认识,可以说达到了当时批判官僚体制的最高水平.可是,在十九世纪的后期,《官场现形记》式的小说并没有产生.此无他,无适宜的气候和土壤耳：康梁变法的失败,使他们的一切作为化为泡影；而远避他国的孙中山的英文著作,在国内也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直到庚子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 “西狩”于西安的光绪发布了一道改革上谕,情况才有了大的变化.上谕中说：
中国之弱在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5)
这道由最高统治者发出的“改弦更张,以祛积弊”的上谕,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倡导、又自下而上呼应的,弥漫充盈于全国范围的批判官僚体制的社会大气候.
在各大臣按上谕的规定,“各举所知,各抒所见”、“条议以闻”奏折中,更进一步对官僚体制的情弊作了集中的剖析和揭露.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戊戌,御史陈璧在奏书中,痛斥旧法之“百弊丛生”,并将其归昝于“官不亲其事,而吏乃攘臂纵横而出于其间也”.他说：“夫所谓大政者,铨选也,处分也,财赋也,典礼也,人命也,讼狱也,工程也；以吏为之,铨选可疾可滞,处分可轻可重,财赋可侵可蚀,典礼可举可废,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工程可增可减；使费既赢,则援案以准之,求货不遂,则援案以驳之,人人惴恐而不能指其非,天下之乱,恒必由之.”陈璧所奏,尚仅指官倚吏为左右手,而吏隐持例案以弄法舞文之一端,而在二十七年八月著名的《楚江会奏变法三摺》中,刘坤一、张之洞所提出的十二条“中法之必应整顿变通者”,包括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就大都触及到改革官制的问题.摺中批评“捐纳有害吏治,有妨正途”；书吏“把持州县,盘剥乡民”；“差役之为民害,各省皆同.必乡里无赖始充此业,结案之株连,过堂之勒索,看管之凌虐,相验之科派,缉捕之淫掳,白役之助虐,其害不可殚述”；“州县有司,政事过繁,文法过密,经费过绌,而实心爱民者不多,于是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虐之弊,往往而有”；“部选之官,皆系按班依次选用,查册之外,辅以掣签,并无考核贤否之法,候选人员,多系倩人投供,必托部吏查探”；“文法过繁,则日力精力,皆有不给,必致疲劳于虚文,而疏略于实事；吏治过密,则贤者苦于束缚,不能设施,不肖者工为趋避,仍难指责,以致居官者但有奉法救过之心,并无忧国爱民之诚意”(6),等等,都是对于官僚体制种种弊端深思熟虑的批判,反映了清廷统治集团兴利除弊改革图成的某种决心.正如慈禧在关于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懿旨所说：“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7)
在“补救时艰”、“锐意图成”的总目标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官僚体制弊端的认识和反省,就这样同历史发展的潮流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而《官场现形记》,就在这样的气候和土壤中,应运而生了.
二
然而,《官场现形记》并不是清廷改革官制政策的图解和注脚,它对于官僚体制的冷峻谛察,完全是通过大量社会现象的充分把握而独立进行的.小说的杰出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官僚来源和构成的全面剖析,指出不论是来自“正途”的科举和军功、保荐,还是来自“杂途”的捐纳,人们之求官,都是出于为钱的动机；而取得官职的手段,也通通不出金钱的贿赂和收买,这就必然导致“官僚的政治生活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8)的后果.最有趣的是,小说中有关官僚来源的全部描写,几乎莫不与孙中山数年前的揭露一一相合,——尽管至少现在还没有什么材料证明,李伯元确实读过孙中山那篇英文著作.
做官,为的是赚钱,这种意识在小说中的每一个求官者都是异常清楚的.从第一回写坐馆的王仁开导他的学生“做了官就有钱赚”起,到最后一回写黄二麻子“苦辣甜酸遍尝滋味”之后,悟到“统天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止,“做官赚钱”的主线,贯串了全书.既然做官也算是一宗买卖,那么,它自然可以同做生意比.做了十几年字号里“挡手”的田小辫子,忽然官兴大发,拿钱捐官,是因为“任他缺分如何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三十一回）；做官甚至还可以同出卖色相的妓女比,浙江抚院就公然说：“譬如当窑姐的,张三出了银子也好去嫖,李四有钱也好去嫖；以官而论,自从朝廷开了捐,张三有钱也好捐,李四有钱也好捐,谁有钱,谁就是个官,这个官还不同窑姐儿一样吗?”（十九回）“官”字之龌龊下贱,可以说是穷形极致了.
做官既然如同做生意,为了做官,首先必须投资,这就是各种“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银钱上的付出.孙中山指出：“在中国有四种进入官场和获得提升的途径：科场出身,兵弁出身,保荐贤才,捐班出身.”有关这四种求官途径的变异百端的行贿收贿丑行,《官场现形记》都逐一写到了：
科场出身,本来是“最纯正和最好的”作官道路.但到了封建社会的季世,“老老实实”的科场考试,已经完全被铜臭所污染.举人赵温上京会试,主考吴赞善早就打听到这个土财主门生的家私,打算收上二三百两的贽见,不料“有现成的老师尚不会巴结”的赵温不知头路,只封了二两银子,结局只能是“春风报罢”.
“由军功的提升也许是最快的”,但“受命官员,对于这个任命,必须支出一笔价值和任命相当的款项”.《官场现形记》提到,一批从前打“粤匪”,打“捻匪”,“立过汗马功劳,甚么黄马褂、巴图鲁、提督军门头品顶戴,一个个保至无可再保”的“功臣”,当事平之后,没有什么差缺应付他们,“无论什么人,只要有大帽子八行书,就可当得；真正打过仗、立过功的人,反搁都起来没有饭吃”（十二回）.而“大帽子八行书”,只有钱才能弄到.一个从前打“长毛”,身当前敌,克复城池,叙功历保至花翎副将衔、尽先候补的湖南人毛长胜,因内无奥援、外无帮助,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只也将饬知、奖札沿街兜卖；而善于钻营的冒得官,以三十块钱买得这几张形同废纸的饬知奖札,却当上了江阴炮船的管带（三十回）,此无他,门路的功效耳.
“进入官场的第三个方法‘保荐贤才’是更糟的了,……因为‘保荐贤才’必需要有官员的记录,这些官员是毫无例外地贪污,靠行贿收贿为生的.所以除了他们自己的家属和族人外,他们只能从那些用黄金打开了他们的眼睛的人当中来挑选‘贤才’.”时筱仁并没有到过广西,然而仗着钱多,上代又有些交情,提督军门便在广西边防案内保举上来,以试用知府进京引见.小说说：“其实这种事情,各省皆有,并不稀奇.”（二十六回）尤为可骇的是,严州本来没有土匪,但随员周果甫却为胡统领出谋划策,故意张大其词,以致于纵兵劫掠,焚戮淫暴,胡统领居然以“异常劳绩”随折奏保,还连带上江山船妓龙珠之父,也保举为副爷（十三至十五回）.
“第四个作官的道路,就是纯粹的购卖,这是完全受到法律认可的,并且一年比一年更普及.”《官场现形记》对于捐纳的弊端,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抨击.第十九回浙江署院的朱谕谓：“浙江吏治之坏,甲于天下.推原其故,实由于仕途之杂；仕途之杂,实由于捐纳之繁.无论市井之夫,纨裤之子,朝输白镪,夕绾青绫；口未诵夫诗书,目不辨乎菽麦.其尤甚者,方倚官为孤注,俨有道以生财,民脂民膏,任情剥削,如此而欲澄清吏治,整饬官方,其可得乎!”这种抨击,与当时官方的舆论导向是一致的.由于捐纳是将官职作为商品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拍卖,在考量一个人能否出任官职的时候,才德、学识、资历都可以弃之不顾,足够数量的金钱,成了唯一的权衡因素,那么,就中演出种种无耻之尤的丑剧,就毫不足怪了.江西何藩台与兄弟三荷包失和,三荷包吵着要算分家帐,报出帐来道：当初捐知县,捐了一万多；老太太去世,又从家里搬出二万多来弥补亏空；等到服满,又该人家一万多；后来捐知府,连引见走门子,又是二万多；八千两银子买一密保,送部引见；三万两买到一个盐道,终于署上藩台：先后一共花了近十万两银子（第五回）.河南臬台之子贾润孙先是捐得一个候补道,又被河台另片奏保,送部引见.贾润孙到京之后,走钱店掌柜黄胖姑的路子,意图拚出“大价钱”,买得一个肥缺,先后报效修盖园子工程二万两,孝敬太监总管黑大叔七万两,孝敬四位军机二万两,再以二万两作为一切门包使费、经手谢仪,五千两作为在京用度,满心以为一定可以得缺,不料因华中堂与徐大军机意见冲突,反而搁了下来（二十六回）.胡适称《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小说所开何藩台、贾润孙为捐官所付出的一笔笔开销,确实比任何别的史料都来得具体而详尽.
求官既然花费了巨额的投资,当然就得要求有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的回报.江西盐法道署理藩台（就是那位花了近十万两银子才署上的绰号叫“荷包”,而且是无底的、有多少装多少、不会漏掉的“荷包”的何藩台）,闻知不久就要回任,就抓紧时机公开出卖差缺：“其中以一千元起码,只能委个中等差使；顶好的缺,总得二万银子——谁有银子谁做,却是公平交易,丝毫没有偏枯.”他兄弟三荷包,还索性开列了他经手的看货讨价、出卖缺分的清单：
玉山王梦梅,是个一万二,萍乡的周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沾甫六千四,新余赵苓州四千五,新建王尔梅三千五,南昌蒋大化三千,铅山孔庆辂、武陵卢子庭,都是二千,还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亦有二三十注.（第四至五回）
蕲州吏目随风占,腊月二九就急赶到任上,他这样做,纯粹是因为做捕厅的好处全在“三节”,生怕“节礼”被前任预支了.不想前任署事的也不含胡,早已抢先预支了两家当铺年下分礼,他当然也有自己的逻辑：“从中秋到年下,一共是一百三十五天,我做了一百二十来天,这笔钱应该我得.”无奈随风占一着不让,二人竟拉着辫子扭打起来.到了来年四月,随风占被派解犯进省,公事不完,眼看端节就在目前,一分节礼就要被代理的夺去,心甚不甘,便悄悄赶回蕲州,将所有礼物统统收齐,被代理的觉察,又扭打起来（四十四回）.不到半年,同一个随风占,先后扮演了两个互相冲突的角色,而其行为皆出于贪财之心的驱使则一.《唐语林》卷一载：“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时江淮米贵,职田每年得粳米直数千贯.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利欲以让前人,所在故为淹泊,过限数日然后到州,士子称焉.”随风占的行为,同中国自古相传的美德是绝不相称的.
如果说三荷包、随风占之流还显得过于露骨、粗鄙的话,那么,那些更为高级的大官的索钱伎俩,就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了.华中堂在朝中用事,“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你若是拿钱送他,一定要生气,说：‘我又不是钻钱眼的人,你们也太瞧我不起了!’”他爱的是古董,尤其是喜欢收藏鼻烟壶,他有一本谱,专门考究这烟壶,一共收到了八千六十三个,而且个个都好.华中堂又出本钱开了爿古董铺,走他的门路,最好是到他的铺中去买古董,“无论甚么烂铜破瓦,他要一万,你给一万；他要八千,你给八千”,自然还你效验.贾大少爷在他铺上买了一对烟壶孝敬,华中堂又使人来说十分赏识这烟壶,还想照样再弄一对.贾大少爷再到古董铺里发现有一对竟与前头丝毫无二——
黄胖姑见面就问：“烟壶可有?”贾大少爷道：“有是有一对,同前头的丝毫无二,据我看起来,很疑心就是前头的一对.”黄胖姑不等他说完,忙插嘴道：“既然有此一对,就该买了下来.”贾大少爷道：“价钱不对.”黄胖姑问：“多少价钱?”贾大少爷道：“他问我要八千.”黄胖姑道：“八千不算多,就是八万,你亦要买的.”贾大少爷忙问其故.黄胖姑叹一口气道：“咳!你们只晓得走门子送钱给人家用,连这一点点精微奥妙还不懂得!”贾大少爷听了诧异,一定要请教.黄胖姑便告诉他：“你既然认得就是前头的一对,人家拿你当傻子,重新拿来卖给你,你就以傻子自居,买了下来再去孝敬,包你一定得法就是了.”（二十五至二十六回）
比华中堂还要高明的是浙江署理巡抚傅理堂.这位署院上任之初,就传谕巡捕官：凡遇年节生日,文武属臣来送礼的,一概不收.且大倡“节用”,说：“孔夫子有句话,叫做‘节用而爱人’.甚么叫节用?就是说为人在世,不可浪费.又说道：‘与其奢也宁俭.’可见这‘俭朴’二字,最是人生之美德.没有德行的人,是断断不肯省俭的,一天到晚,只讲究穿的阔,吃的阔,于政事上毫不讲究.试问他这些钱是从那里来的呢?无非是敲剥百姓而来.所以这种人,他的存心竟同强盗一样!”不惟说的冠冕堂皇,且又克己躬行,旧衣破靴,“一顶帽子,却足足戴了三十多年”；照壁旧了也不彩画,辕门倒了也不收拾,暖阁破了也不裱糊,“一个堂堂抚台衙门,竟弄得像破窑一样,大堂底下,草长没胫,无人剪除；马烘堆了几尺高,也无人打扫”；“谁知外面花费虽无,里面孝敬却不能少,不过折成现的罢了”.署院自己自然不会出面,却让姨太太、少爷收人银票,整几十万两银子存在钱庄上生利.（十九至二十二回）
总之,“千里为官只为财,做书的人实实在在没有瞧见真不要钱的人”,一句话就将为官的本质概括无遗,其间的差异只不过是手段的高下工拙罢了.小说第六十回写甄阁学的胞兄在病中做了一个梦,梦见走到一座深山里面：
原来这山上并不光是豺、狼、虎、豹,连着猫、狗、老鼠、猴子、黄鼠狼,统通都有,至于猪、羊、牛,更不计其数了.老鼠会钻,满山里打洞,钻得进的地方,他要钻,倘若碰见石头,钻不进的地方,他也是乱钻；狗是见了人就咬,然而又怕老虎吃他,见了老虎就摇头摆尾的样子,又实在可怜；最坏不过的是猫,跳上跳下,见了虎豹,他就跳在树上,虎豹走远了,他就下来了；猴子是见样学样；黄鼠狼是顾前不顾后的,后头追得紧,他就一连放上几个臭屁跑了；此外还有狐狸,装做怪俊的女人,在山上走来走去,叫人看见了,真正爱死人；猪、羊是顶无用之物；牛虽来得大,也不过摆样子看罢了.我在树林子里看了半天,我心里想：“我如今同这一班畜生在一块,终究不是个事.”又想跳出树林子去,无奈遍山遍地,都是这般畜生的世界,又实在跳不出去……
明眼人不难看出,“畜生的世界”,就是指那充满了魑魅魍魉的丑恶的官场!小说的全部描写,都印证了孙中山1897年的论断：“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地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个人贪欲、环境或诱惑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权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职的唯一的可能条件.在中国要作一个公务人员,无论官阶高低如何,就意味着不可救药的贪污,而且意味着放弃实际贪污就是放弃公务人员的生活.”花了钱去求官,目的是为了去赚取更多的钱,这里的中介,就是官所掌握的权力.私欲与权力的结合,必致导致腐败——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由《官场现形记》以形象的逻辑的力量归结出来的规律,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三
《官场现形记》对官场体制的冷峻谛察,并没有单纯停留在有关官僚个人贪污受贿丑行的道德谴责之上,而是尝试着将封建官僚体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初步的、却是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官僚体系自然是由许多单个的官僚组成的,各级官僚的自身素质如何,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职守心理状况怎样,是小说首先关注的重点.通过对于官僚来源和构成的全面揭露,小说已经将这些大小官僚贪婪搜括的无耻一面暴显无遗；撇开这一层不论,作为一个在官僚体系中的个体成员,至少应该具备起码的独立工作精神和责任感,而小说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事件和场面描写,准确传神描画出了官僚个体在政事活动中的行政心理,充分暴露了官僚的昏聩颟顸,因循守旧,只讲形式,不图实效,办事拖拉,不负责任的种种弊病.第三回“悲镌级蓝呢糊绿轿”,写江西护院第一号红人、支应局兼营务处的黄知府,新近又保举了“免补”,即日就要过班,便是一位道台了.新的更高职务的任命所引发的,不是更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一个同新的职位相称的“轿子问题”.因为按照法定的规格,知府坐的是蓝呢大轿,道台坐的是绿呢大轿；黄知府一听说部文将到,就三番两次催促赶做新轿,否则,“轿子做不来,坐了甚么上院呢?”小说写黄道台坐上新轿的得意神气道：“黄道台坐在绿呢大轿里,鼻子上架着一副又大又圆、测黑的墨晶眼镜,嘴里含着一枝旱烟袋,四个轿夫扛着他,东赶到西,西赶到东.”赶来赶去,目的就是要借着轿子,张扬他所获取的新的职位.不料正在兴头之上,忽然接着一个电报,说制台查确,军装一案,黄道台也诖误在里头,这样一下子又变成了“被议人员”,再出门该坐什么轿子呢?“知书识礼”的黄太太以为,是不能再坐绿呢大轿了；家人戴升却以为,一个电报作不得准,不妨一切照旧,等奉到明文再换不迟.黄太太反驳道：“再坐绿大呢的轿子上院,被人家指指摘摘的不好,不如换掉了妥当.”可是旧的轿子已被轿子店抬去,只好用蓝呢把轿子蒙上,惹得戴升大发感慨：“我们老爷真真可怜,好容易创了一顶绿大呢的轿子,没有坐满五回,现在又坐不成了!”绿呢大轿,是官僚的一定等级的标志,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外在的标识,甚至比其内涵的职责更其紧要.因为对于官僚来讲,踞于某一等级,就意味着获得某种限度的特权,凭借这种特权,就可以攫取相当份额的利益,至于这种官职所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却变成极次要的东西了.
《官场现形记》对于晚清的官场乃至旧的官僚体制,进行了超迈前古的揭露和批判,但作者的本意并不想彻底摧毁旧的官僚体制,而只希望对它进行陶熔和改造.作者认为,为了救中国,为了改变中国贫弱落后的面貌,“提纲挈领”的法子是陶熔官僚,改革官制.作者并非不向往民主政治,第五十四回就借着较有新进思想的冯彝斋评论六合知县梅扬仁设立保商局之举道：“照着今日此举,极应仿照外国下议院的章程,无论大小事务,或是或否,总得议决于合邑商民,其权在下而不在上.如谓有了这个地方,专为老公祖聚敛张本,无论为公为私,总不脱专政体.”显然,从根本上讲,作者是肯定民主,反对专制的.但是,从国情出发,正因为中国是专制政体,上行下效,只要认真改造官制,就可以使中国逐渐摆脱贫弱,走向民主与富强,这同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主张利用专制政体的权威,“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齐整,桩桩发达”,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是完全吻合的.
(1)《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中国古代小说，有反贪官的传统，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衣紫腰金，加官转职，门户生辉”(1)，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到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2)，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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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有反贪官的传统，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衣紫腰金，加官转职，门户生辉”(1)，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到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2)，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3)《官场现形记》的出现以及获得普遍欢迎，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开放和改革时势大背景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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