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普及历史知识,明朝对苗族人民的血腥屠杀.复制的也没关系,尽量多一点,清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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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太祖颁布诏布,“复衣冠如唐制”,禁止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明初还曾明令禁止闽南蒲寿庚后代入仕为官.蒲寿庚系穆斯林,宋理宗年间（公元1225－1264年）,授泉州提举市舶（相当于今海关总署长）.入元后,因助元灭宋有功,曾官至江西行省左丞.朱元璋建明朝以后,因以蒲寿庚为代表的闽南穆斯林曾帮助元朝统一中国,朱元璋借此复得分复仇,致使这一带的穆斯林从此衰落,被同化.《明律》规定,色目人不得同类自相嫁娶,如果违犯,打80杖,男女入官为奴.
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 ,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
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明朝统治者大为震惊.明统治者除调集官兵剿杀外,还积极构建军事防御体系.明朝不但在北方修筑长城,还在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也修筑长城,实行民族隔离.它是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对南方苗族zhen ya的产物.为了持续统治,持续zhen ya想出了这筑墙屯兵,分割统治的毒计.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起来,规定了“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禁止苗汉贸易和文化交往.这是一条由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组成的关卡,以此孤立和征服苗族.湘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带苗族人民富有斗争精神,在明朝统治期间因不堪忍受压迫和欺凌,不断爆发反抗斗争,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生苗”区,当时划定其地域界限为湘黔川3省交界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统治者每次进行征讨后,便选择要地,在“生苗”区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逐步形成了封锁线,人为地把“生苗”同“熟苗”、汉人区隔离起来.据史书记载,明朝万历43年,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控制“生苗”区,曾耗银4万多两,上自贵州铜仁、下至湖南保靖,修筑沿边土墙380华里.
早在宣德年间,都督肖授筑湾溪等二十四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环其地守之”,对处在湖贵川三省交界地区中心而屡屡发生苗民起义的腊尔山“生苗”区开始形成圈围之势.由于派来苗区的文武官员与当地土官狼狈为奸“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太祖洪武实录》卷255）.加之屯军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骚扰苗民,不断引起苗民反抗.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带旱荒严重、腊尔山苗族爆发起义,明军未能平息.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筸子坪与贵州铜仁府平头司（今松桃县境）的苗族又联合起事,前后抗击明军12万之众,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以后,三次发动征讨麓川之役,大军所经,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二月,由于汉官的勒索和明朝连年征讨麓川在沿途向各族人民勒派夫马,使云贵地区米粮艰难,人多死亡.邛水（今贵州省三穗县）和清水江苗民首先起义,攻占思州府城.其后,烂土（今贵州省都匀县境）、凯口（今贵州省平塘县境）,草城（今贵州省瓮安县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黄平、石阡、思南、龙泉（今贵州省凤冈县）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兴隆苗族韦同烈起事,“围新添、平越、清平、兴隆诸卫”.“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起义形势“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义武装达20万人之众.
1451年春,明军数万进攻,与起义军决战香炉山（今贵州省凯里县境）,官军“发炮轰崖后,声动地（《明史》卷一七二）”.苗王韦同烈被俘,香炉山攻破,起义归于失败.其后湘西南芷江、麻城苗民李天保,以城步长安坪为根据地,称“武烈王”（1455）；武罔,城步苗民李再万,称“天王”（1501）；湘西,黔东北苗民在龙麻阳,龙童保领导下（1511）；湘西草子坪（今湖南省吉首市）苗族在龙母叟,龙求儿（1538）与龙许保、吴黑苗（1545）的率领下,发动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反抗.其中龙母叟一龙许保的斗争先后延续了10多年时间,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7）”的战术策略,与明官军进行敌来我去,敌去我来；敌进我藏,敌退我出；敌强我退,敌弱我攻的巧妙斗争.至嘉靖年间,当1548年明朝调集湘、黔、川三省官兵与土司兵16万人,分10路围攻义军两年之久后,苗民起义军却在龙许保率领下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突然出击黔东北,连破麻阳县、思州府,印江县,石阡府,俘获前述二县知县及思州的知府,震惊了官府.最后以龙许保被叛徒出卖而告终.
总督张岳在镇压腊尔山苗民起义后,又“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凡十三”,围绕腊尔山苗区边沿,由西而东而北筑建,构成了对腊尔山地区的一个弧形防线.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清平、八番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劫商”、“抢官”,攻打卫所屯堡,以示反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湖广参政蔡复一“亲历边疆,度其险阻,力陈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里”,蔡复一筑的“沿边土墙”是在肖授的“二十四堡”和张岳的“凡十有三”哨所的基础上筑建的,这就是史称的苗疆边墙,以边墙为界,划分“生苗”和“熟苗”,“边墙”之外的苗民称为“生苗”,之内的苗民称为“熟苗”.崇祯十七年,满族贵族夺取农民起义果实,建立清王朝时,“边墙”大部分已被苗民摧毁.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无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却与历史的目的同一,仿佛历史的公正总是借不义之手来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给不义授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类道德准则.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zhen ya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两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据《苗防备览风俗考》：“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淫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194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认为：“苗人终岁勤劳,丰年仅免冻馁；一遇灾荒,则不能自给.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占者则结伴四出抢劫.有司追捕过急,常常酿成大乱.故谚曰‘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此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
从生产力发展状况上看,由于苗族人民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和屠杀,苗族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和倒退.明王朝为推行“王化”向“苗疆”进行疯狂的进攻,苗民死于战争中的达70-80%.给“苗疆”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生产力无法提高.黔东南月亮山区、贵州西部、广西西部等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环境差的苗族地区,苗民仍然挣扎在饥寒线上,生计十分艰难.由上述可知,苗族社会生产力在其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进步缓慢、生产力低下又导致了苗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而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苗族人民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和屠杀的武装斗争.从苗族社会的发展进程上看,其发展进程是缓慢和被动的.苗族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萌芽,每一次社会转变都不是苗族社会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苗族社会受到外部社会破坏和冲击的结果.封建王朝在黔南湘西、鄂西、川东等地山坪乡的土司制度到民国时才被废除,这些措施从而加强了封建统治者对苗族人民的反动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