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政治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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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欧阳哲生先生编辑《丁文江文集》的副产品.欧阳先生为《文集》写了篇长序,还编了个丁文江的简要年谱附在最后,但是这套文集一共七本,买全的人不多,于是他就把长序和年谱抽出来另出了这本《科学与政治》. 书名《科学与政治》表达了欧阳先生对丁文江的基本判断：“科学是他的职业,政治是他的关爱,一主一辅,成为贯穿他生平事业的两大线索.”（p2）欧阳先生的这个判断是从丁文江的自述而来.1927年,丁文江辞了孙传芳势力范围下的淞沪总办,离开北伐战争纷扰的前线上海,避居北京,后辗转到大连.暂时的失业和前途的不明朗,让他重新思考未来,当时他有三个愿望,一是整理云南地质考察的资料,二是写一本新的中国历史,三是写一部《科学与政治》,“发挥我等政见的根本”.但是,我对丁文江这句话的解读就于欧阳先生不同,在这里,丁文江的意思是科学就是他政见的根本,科学和政治本是一体,无所谓主辅.从丁文江的生平也可看到,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进入政治实践,只是民国政治格局的转变,专业知识分子从政的路线非常有限而且充满不确定因素.这基本判断上的误差,就使这整个研究仍然是在知识分子史的框架内对前人研究进行补充,而无法在更广大的政治社会变迁中为丁文江定位. 此书是欧阳先生多年来搜集丁文江著作,尤其是他不常为人所知的科学著作的基础上写成,所以整个论述中最详尽也最有新意的是对丁文江科学成就的评价.这也是欧阳先生所自觉的学术变迁脉络,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史的转变过程中,丁文江这样的专业工作者被重新挖掘出来,进行重新评价.（p4）但是,有意无意中,欧阳先生还是以原先革命史的评判标准来评价丁文江,尤其是对20年代中期和孙传芳的合作,他还是将其看成是丁文江人生的失误之处.而对于丁文江为何会有那样的政治选择,这样的政治选择体现了丁文江怎样的价值观,他并没有作深入分析,更别提放在整个北伐展开的历史进程中分析丁文江作为一个历史参与者对千变万化的时局所起的作用了.另外,欧阳提到丁文江对军事的浓厚兴趣,也提到他在《努力周报》上写的一系列分析北洋各军实力的文章,如此翔实的信息,又是如何而来的呢?欧阳先生并没有提到.其实当时丁文江和多个北洋军阀有密切的私人关系,曾经对吴佩孚和曹锟都有相当高的评价,甚至想借助军阀的力量改良政治.这些都是日后与孙传芳合作的前因,而欧阳先生都未提到,不知是不是为尊者讳呢? 此外,档案史料上的不足和史料选择的随意也是很大的问题.我曾在台北国史馆看到过1934年1935年蒋介石和丁文江之间数个往来电文,蒋介石颇想重用丁文江,曾推荐他任南京市长、驻日大使.而且钱昌照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蒋介石有意聘丁文江为驻苏大使,也没见提及.1935年末,蒋介石接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重新组阁,拟聘任丁文江为铁道部长,欧阳先生根据董显光的《丁文江传记》初稿,认为丁已经拒绝了这个任命,并以此为定论说明丁文江对具体行政事务持谨慎回避的态度.可是,丁文江最后的绝句：“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明显表达了要“出山”,暗示了他可能要从政的意愿.而且根据最后陪伴在丁文江左右,在他临死前跟他一起进行地质考察的凌鸿勋的回忆文章《忆丁文江先生》,丁文江在考察途中一路上表现出极其强烈的要努力为国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奇怪的是,这么重要的一篇文章,欧阳先生竟然在书中一次都没有引用. 此外年谱的编纂也有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宋广波的《丁文江年谱》中也同样出现.他们不加审辨地应用了上海档案馆编译的《颜惠庆日记》中提到丁文江的内容.《颜惠庆日记》从英语手写体转译而来,人名有错也可以理解,但在与丁文江的其他传记资料合参以后,还不能发现《颜惠庆日记》中的错误,也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比如1930年的年谱,1月1日,4日都引颜日记,提到在北京与丁文江见面,1月13日又引用丁文江的地质报告,说丁率考察团在西南考察.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丁文江怎么可能在短短十天时间内辗转南北干不相干的事情呢?显然是史料出了问题.查当时北京官僚圈子里面还有一个姓丁的,与颜惠庆交往甚密,那是丁士源,字问槎,颜在日记中惯用姓名缩写,所以编译者一时失误也是有的.编丁文江年谱本是发现这个问题的好机会,只要略加排比,就能发现其中矛盾之处.而欧阳先生和宋广波先生都未发现,倒是作为读者的朱正先生,在读《丁文江文集》的时候,指出了其中的疑问. 总之,欧阳先生搜集史料编成《丁文江文集》的贡献我很佩服,但是在史料的基础上并没有观点上的更新和突破,反而常常流露出论述中先入为主,重学轻政,为尊者讳的种种非客观学术态度,我不禁觉得失望.前人所失,正是后人所当努力处.我有心为丁文江重修历史,尤其阐发其“以科学为根基的政治观”,希望能为学界再添砖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