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和元忽必烈两个人在统治时都有进行改革,讲下两个人改革的区别和相同点

北魏孝文帝和元忽必烈两个人在统治时都有进行改革,讲下两个人改革的区别和相同点
北魏孝文帝和元忽必烈
两个人在统治时都有进行改革,讲下两个人改革的区别和相同点

北魏孝文帝和元忽必烈两个人在统治时都有进行改革,讲下两个人改革的区别和相同点
共同点：他们都强调要用儒学治国,要行汉法,变过去的那种游牧政策为定居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的既得利益,禁止自己民族的人非法侵占广大汉人的合法耕地.
区别：孝文帝的政策主要后来演变为均田制,被后世的隋唐两代所使用；而元朝的政策朝令夕改,没有多大使用价值.元朝在行汉法这方面长期不能有始有终,结果导致蒙古和汉族对峙,为元朝灭亡种下祸根；而北魏能做到变法政策的持续性,结果使民族大融合,为最后全国统一奠定基础.北魏在变法方面能大力反腐,坚持执法公正,打击巧取豪夺的富士巨贾；而元朝竞相腐败,互相倾轧,法律成了一纸空文,连宰相阿合马也贪污腐败.

改革汉化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心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
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 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决心开始进行改革。他的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首先得力于他知人善任。他不仅重用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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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汉化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心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
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 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决心开始进行改革。他的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首先得力于他知人善任。他不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还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他深知笼络汉族地主对于巩固北魏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见，重用汉人。对南朝投降过来的官吏，他也能不加怀疑，待之以礼。孝文帝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为自己的改革组织了一个智囊团，在这些智囊的支持和帮助下，孝文帝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第一：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
第二：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
第三：公元496年，下令改鲜卑复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他先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氏改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称为元宏。还把其他的100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同时下令改变鲜卑人的籍贯。规定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是洛阳人，死后不许归葬塞北。孝文帝这些强制性的政策，都是为了减少民族差异、民族隔阂。许多贵族虽然心怀不满，却也只能执行。
为了拉拢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孝文帝还主张同汉族通婚。他自己率先娶汉族大姓卢、崔、郑、王4家的女儿为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大姓，还为自己的5个弟弟都娶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这种姻亲关系，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壮大了北魏的统治力量。而且，血统的交融，加速了鲜卑的汉化。
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他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按门第分成4等，并按照门第等级，来确定官职的高低。这套制度在北朝一直沿用，从而形成了关陇氏族和代北氏族两大门阀集团。直到唐朝，武则天修《姓氏录》，才彻底否定了门阀制度。
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孝文帝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政治制度，让王肃仿照南朝齐，重新制定了一套官制礼仪，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等。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鲜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比起同期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如羯、氐等，鲜卑族的汉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
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孝文帝还颁布“均田令”，实行租调制，为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
忽必烈推行一种二元政策，该政策的方位是取决于人们把忽必烈看成（或者他自认为）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大汗呢，还是把他看成中国19个王朝的继承者、天子呢。从蒙古人的观点来看，他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始终如一地维护了成吉思汗帝国精神上的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汗，即成吉思汗和蒙哥统治的继承人，他坚持不断地要求成吉思汗各大封地的服从，每一块大封地都成为一个自治汗国。为强制使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作出这种服从，他的一生是在蒙古的战争中度过的。波斯对他来说只是他的帝国的一个省，那儿由他的弟弟旭烈兀统治。在他的眼中，波斯汗——旭烈兀（1256－1265年在位）、阿八哈（1265－1281年在位）和阿鲁浑（1284－1291年在位）——只是一些从属的汗，即高级总督伊儿汗，他们要得到他的任命，并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忽必烈这个拥有全中国的人，原则上是突厥斯坦和蒙属俄罗斯的宗主，以及伊朗事实上的宗主，确实如马可·波罗所说，是真正的“大君主”，“从亚当时代至今，世界上曾有过的、统治着人民、土地和财富的最强大的君主”。
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恢复的行政机构治愈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宋朝灭亡后，他不仅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而且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个人的效忠。在征服土地之后，他也完成了对人们头脑的征服，他想获得的最伟大的名声也许不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征服全中国的人”，而是“第一位治理中国的人”。
交通问题，对这个庞大帝国的行政和物资供应是如此重要，受到了他的密切关注。他修复帝国道路，并在可能栽种的道路两旁种上树遮阳，在每隔一定的距离上建商旅客栈。20多万匹马分发给各驿站，用于帝国邮政。为保证北京的粮食供应，他修复和开通了大运河，使大米经运河从中国中部运往都城。为了备荒，他恢复了国家控粮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中国很早就制订起来，在北宋统治时期，著名的王安石使之完善。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还组织了公众救济。1260年法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1271年的又一道法令号召建医院。这些措施除了受到中国行政传统的影响外，很可能在忽必烈的头脑中还受到佛教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显然很强烈。稻米和玉米是定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马可·波罗说，忽必烈本人每天就要接济3万穷人。
忽必烈行政管理中唯一不足的是财政方面。在宋朝的各种制度中，忽必烈发现了“钞”，或者说纸币的用途。他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并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1264年，他颁布了一条法令，公布了用纸币来计算主要商品的价值。他的第一任“理财”大臣是不花刺的穆斯林赛夷阿札儿（Sayyid Ajall，死于1279年），他似乎把钞票的发行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随后继任的几位大臣们开始轻率行事，先是河中费纳客忒〔前苏联塔什干西南〕人阿合马（死于1282年），后是畏兀儿人桑哥，他们两人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使钞票贬值。在聚敛钱财时，他们采取多次兑换钱币的方式和建立了重利专卖的办法。阿合马于1282年被暗杀，他死后受到忽必烈的贬责。桑哥因贪污被处死（129年）。在忽必烈的统治之后，为了阻止原钞票的下跌，有必要发行新的钞票（1303年），这次是轮到新币贬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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