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北伐的战略问题(望高人不吝赐教!)昔日诸葛武侯数窥秦川,六出祁山而伐魏,终因实力不济而失败,此非诸葛武侯智力不足,实乃天数尔,不可强为也!那如果诸葛亮从汉中沿汉水而下,袭取上庸

蜀汉北伐的战略问题(望高人不吝赐教!)昔日诸葛武侯数窥秦川,六出祁山而伐魏,终因实力不济而失败,此非诸葛武侯智力不足,实乃天数尔,不可强为也!那如果诸葛亮从汉中沿汉水而下,袭取上庸
蜀汉北伐的战略问题(望高人不吝赐教!)
昔日诸葛武侯数窥秦川,六出祁山而伐魏,终因实力不济而失败,此非诸葛武侯智力不足,实乃天数尔,不可强为也!那如果诸葛亮从汉中沿汉水而下,袭取上庸新城等郡是否可行?为何?若此可以打通另一北伐路线,分两路进兵则成功性更大,(若得上庸新城之地可尽起大军直扑洛阳,另一路在出祁山攻取长安,则曹魏的两京休矣),为何诸葛亮只出祁山,不袭上庸新城?此乃自断一臂也!(最好有战略地图附上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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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北伐的战略问题(望高人不吝赐教!)昔日诸葛武侯数窥秦川,六出祁山而伐魏,终因实力不济而失败,此非诸葛武侯智力不足,实乃天数尔,不可强为也!那如果诸葛亮从汉中沿汉水而下,袭取上庸
孔明被人所谤,不外其用兵、用人、与刘氏父子二人之关系三事.
孔明用兵能力,世人多引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语：“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结果就此得出孔明用兵不行的结论,加上多有论孔明北伐无尺寸之功、战略失败者,二者观点结合,看起来甚是相得益彰.
且不说陈寿《诸葛亮传》前面把孔明写的近乎完美,怎么也得给他加点缺点——否则陈寿作为晋臣,如此美化敌国丞相,自个吃饭的家伙可就有点小小危险了——就算陈寿写了这些,也得结合前面的评价“然亮才,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於将略”共同考量,综合观之,颇与东坡“书不如画、画不如文、文不如诗、诗不如词”之评类似,即孔明最为擅长理政,其治国能力在泱泱中华历史上可排名前十位,殊无异议——即使是极端反亮者,也很难就这点指摘什么,然而孔明治政优于用兵,并不等于孔明不会用兵,或者用兵能力低下.孔明军事家这顶帽子,以在下之见,还是可以戴的牢牢的.
下面就孔明蜀汉建兴六年——十二年（公元228年——234年）对魏国五次北伐的成败进行分析,兼论孔明的用兵能力.
一、北伐前的战略准备
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蜀汉昭烈帝刘备伐吴大败,病逝于永安白帝城,逝前将后主刘禅托孤孔明,并命后主事亮如父,可谓信任备至[1].后主即位,孔明封侯开府,又领益州牧.由于孔明此前已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更领司隶校尉——掌握蜀汉军政大权,又稽查京畿百官.故孔明此时大权在握,政事无巨细,咸决于孔明.
孔明荷托孤之重,内修政理,治理因昭烈大败而至疲敝的蜀汉；外结东吴,修补因东吴偷袭荆州和昭烈伐吴而破裂的两国关系,以免蜀汉两面受敌.
孔明又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平定南中叛乱,耗时约半年,春出秋平,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2].此次平乱,孔明采用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3],七擒七纵孟获[4],收服南中人心,使后来南方再未发生大规模的全局叛乱,经过诸葛亮时期李恢、马忠等及其后张嶷的治理,南中渐渐稳定,巩固了后方.或言”七擒孟获“不足以信,然考孟获一生,并非等闲之辈,其为夷、汉所服,兼并叛军余部,退却至南中南部,由于孟获熟悉当地地理,又得民心,回旋余地应当较大,只有在久战失利、日暮途穷、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心实意的投降.故无论”七擒孟获“一事真伪与否,其实质却始终无二,即孔明征服南中人心的结果[一].
南中烟瘴之地,向来难治,西汉王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兵十余万击之,然而将士运粮困难兼疫病,连年不能克而还.而且偏远之地,不习王化,民风彪悍,好勇斗狠,因此南中少数民族文化虽不发达,战斗力却极强——说白了,人家少数民族文化确实低点,可是身上两膀子肌肉和IQ却一点不差.世界历史上冷兵器时代野蛮战胜文明之战例,数不胜数,罗马帝国亡于蛮族入侵,我国历史上五胡乱华、富庶的北宋屡屡受制于辽、金,便是明证.后来孔明平定南中后,选南中劲卒组成战斗力惊人的“无当飞军”,又是明证[5]——第四次北伐时,王平守南围,所率领的就是这支“无当飞军”,魏国大将张颌率兵来攻,然王平所部战斗英勇,视死如归,张颌终无功而返——南中少数民族部队的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再考虑到南方特有的复杂热带丛林地形、瘴气等影响,孔明能在短短时间内（五月渡泸,其秋皆平）令南中归心,实属名将之轨,只此一事,功绩便可比东汉名将伏波马援[二],军事家的帽子,想来是无法摘掉了.
网上多有军事白饭大言南中文化不行,言下之意,南中将兵不会用计使诈（这好像跟文化没啥关系,倒是跟IQ有关）,平定南中,小case,派一偏将足矣——此等谬论在下惊为天人之际,始知无知者无畏,古人诚不余欺也.
经过数年治理,蜀汉逐渐恢复元气[6].蜀汉建兴五年,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去世,年轻的明帝曹睿继位.孔明认为北伐魏国,兴复汉室的机会来到了,遂向后主上书千古传颂的出师表,决心出师北伐.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孔明居然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乍想确实颇费思量,难免给人孔明不自量力、未能审明天下大势之感.然对当时三国鼎立的局面详加考察,便不难理解.首先,蜀汉以克定中原、兴复汉室为旗帜,必须在军事行动上有所交待,若仿东吴偏安一隅,则名实皆失.加之吴蜀联盟基础非常脆弱,若非双方共同面临魏国的军事威胁,早就掐的不可开交,只有通过北伐魏国,蜀汉才能将联盟脆弱的纽带系的更加牢固.其次,蜀汉仅一州之地,魏却独占九州[7],加上当时中原又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倘若两国相安无事,和平发展,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对蜀汉而言,只剩坐以待毙一条路——后世蜀地割据政权所作所为,便是榜样.天幸中原历经多年战乱,此时在魏国统治下的休养生息刚刚开始,若将战场开到魏国境内,通过战争强制打乱魏国休养生息的步伐,令其疲于奔命,无法放手发展经济,如此可以避免两国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蜀汉亦可寻觅时机,徐图进取.
孔明虽决意实现先帝遗愿,以蜀汉一州之地对抗魏国九州,然而在众寡悬殊的局面下,应当如何选择作战方略?从孔明后来的军事行动综合分析,孔明采取了出兵魏国防守相对薄弱之边地,蚕食雍凉,夺取与魏国分庭抗礼之基,徐图关中及中原的战略.
当时蜀汉北部边境面临的形势是：北伐以汉中为根据地,可以从汉中翻越秦岭,北进关中,也可以西出陇右,蚕食雍凉.前路共有四条通道,从东向西为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子午道是从汉中向东到洋县,沿汉水向东再折向北,过宁陕县,经子午镇到长安,古人以北为子,以南为午,故称子午道,此亦刘邦当年入蜀之通道.傥骆道也是从汉中向东,经成固到洋县,沿傥水经骆谷关,再沿骆河到陕西周至,因其沿傥水、骆河而行,故得名傥骆道,其开辟时间较晚,路途艰险,历史上使用极少.褒斜道是沿褒水和斜水（今石头河）开辟的翻越秦岭的著名通道,南起汉中城北的褒谷口,北到郿县的斜谷口,褒斜道南连入蜀的金牛道,是川陕之间的主要通道.陈仓道是汉中向西再向北,迂回经勉县、略阳、青泥岭、凤县、古散关,至陈仓（今陕西宝鸡）,此道北沿塔河,南连嘉陵江,道路平缓,然迂回费时[].（整理自中国国家地理）
换言之,蜀汉进兵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出兵关中,直指长安,切断关中与陇右的联系,关门打狗,平定陇右,进而吞并雍凉,以为讨贼抗敌之基,此策若成,蜀汉可坐拥西南、西北半壁江山,实力大大加强,隐隐有当年汉高祖刘邦平定关中、以窥天下之势.且雍凉多产良马,可组织一支精锐骑兵,将来与魏军在平原的对决,又多胜算.缺点在于关中乃魏之战略要地,长安重镇若失,必天下震动,若魏军集中优势兵力与蜀汉战略决战,以蜀汉当时的实力,是绝对招架不起的.
蜀汉北伐时,魏军兵力有多少,一直缺乏相关史料（窃以为是陈寿不敢直言蜀汉以弱克强、故为魏军讳故）,不过晋书记载司马昭东讨诸葛诞叛乱时给魏帝的上表中提到“今诸军可五十万”之语[8],虽然那时魏帝已经沦为傀儡,不过还不至于白痴到自己国家有多少兵力都不清楚,司马昭在自己傀儡面前虚构兵力,似乎也没那个必要.加上此时其他全国各地守军、诸葛诞叛乱军队,总兵力大概估算有六十万——七十万左右[三].由于魏国政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有蜀汉、东吴两大劲敌虎视眈眈,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理所当然,以此推论,孔明北伐时魏军的总数量大致与此相差不远,甚至更多也有可能,因为孔明殁后直到姜维大举北伐前,魏国西线军事压力大减,有可能精简西线兵力以集中对付东南东吴的威胁.
上面的数字在三国志裴注中也有例证,在孔明四次北伐时,曾提及司马有“雍、凉劲卒三十余万”[9]观蜀汉军队数量,考察相关史料[10],基本保持在十万左右,四、五次北伐时,应当接近十万这个数字,前三次则相对较少.故可得出孔明北伐时魏蜀兵力比约为6：1,在下认为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客观的.
若蜀汉直取长安,魏国为保战略要地,会调集多大规模的兵力反扑,可想而知.孔明第一次北伐,单是张合攻打街亭的部队就高达五万人[11],魏明帝亲往长安督战,加上曹真在郿的大军,闻之令人胆寒.然而那时孔明攻打的不过陇右、祁山而已,若孔明旌麾指向长安,可以想象魏国会有多大的军事反应.此时蜀军已离开汉中,失去了巍巍秦岭的天然防守优势,将被迫与魏国在其擅长的平原地形上展开战略决战,难度可想而知.
以孔明一生谨慎的性格,兵指长安过于冒险,颇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味道,且成功几率实在不高,孔明既负托孤之重,岂能如此莽撞行事?——不是孔明不想赌一把,而是根本就赌不起.因此,北伐的第二种选择,即蚕食雍凉、夺取与魏国分庭抗礼之基,徐图关中及中原,也就顺理成章了.此策略见效虽缓,然胜在步步为营,徐图进取,颇有逐渐反客为主、量变到质变之妙.
这一策略与我朝立国倒颇为相似,太祖武皇帝当年的战略主张,即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就是先从国民党政府难以涉足的农村和山区下手开展工作.抗战时期亦是如此,运动战的思想和敌后根据地的建立,都是避开敌人主力,在敌人力所不及的地方发展力量.若是不顾客观情况,一味把老毛子的理论当教条,张口就是洋大人语录,一个劲往大城市钻,跟优势敌人硬碰硬,结果如何?王明、李德、博古同志早就给出了惨痛答案.即使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羽翼已丰,可与国军进行正面歼灭战,三大战役还不是先从国军防守最为薄弱的东北开打,而非直奔平津而去.结果虽历长达二十八年,其间更是屡遇艰难险阻,然我朝终开共和基业——夺取天下的时间确实长了点,不过非太祖之策,并无一策可开国.
网上舌辩滔滔之辈多论孔明不识时务、以卵击石、空耗国力,然问其有何良策可兴复汉室,却皆钳口结舌,并无一言.在下观之,此等空谈之士以一言赠之,实恰如其分：“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