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哪些清官?

中国古代有哪些清官?
中国古代有哪些清官?

中国古代有哪些清官?
教化民众,关爱乡民.这是文化素质较高的清官提高民众素质的得力措施.在这方面,东汉常山（郡治元氏,今元氏县故城）太守伏恭,元初真定督学张德辉等,就是典型代表.伏恭在常山太守任上,“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积极发展地方教育,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在元氏县封龙山,先后有7通东汉常山祭山的碑刻（今尚存2通,有3通保存拓片）,与当时地方文化的发展不无关系.
　　爱民如子,抚恤民众.这本来是所有官吏的天职.但是,由于不少封建官吏只爱乌纱,不爱百姓,所有,真正爱民抚民的官吏就是民众热爱的清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战乱频繁,造就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上声名赫赫的战将、军事家和乱世英雄.诸如三国的刘备、张飞、曹操、赵云,晋朝名将刘琨、祖狄等,都是河北人.从他们在治国、治军中悯农爱民的为官之道来说,也应该算是清官.如魏昌（今无极县）人刘琨,出任并州刺史,领匈奴中郎将的赴任路上上表朝廷,报告沿途所见战争对百姓的危害.请拨谷、绢安抚灾民.面对盗贼蜂起,道路断塞.他招募千余人,转至晋阳,铲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庙,建市狱.组织抗击盗贼,使流浪的百姓返归,安居乐业.
　　公正、清廉,不徇私情.这是为官清廉的美德.被称为“惟公、惟廉、惟勤、惟慎”的明代廉吏王翱和两袖清风的明代要臣石王缶,可谓其中的杰出代表.
　　王翱（1384－1467）,生于滦州（今滦县）,四岁随全家迁沧州盐山.他任监察御使时,废除了官吏犯法可赎罪还职的旧制,打击了骄纵蛮横的贪官污吏和世族恶霸,使宣德朝吏治为之一清.他巡按四川,倾听百姓心声,向朝廷提出了五条解民倒悬的施政措施.镇守江西时,体恤百姓,惩治贪官污吏,使 “吏民畏爱”.奉旨处理松潘地区民族冲突时,他弹劾并就地处决了为非作歹、聚敛民财的贪官赵谅,安抚少数民族百姓,维护了西南地区民族团结,制止了民族冲突.镇守陕西时,兴修水利,引水灌田,安抚军民,发展农桑.他提督辽东军务.整治军伍,严肃法纪.使人民休养生息,十多年间,收获粮食及牛羊数万头,边关军饷足饶.他进官不忘平民,官高不贪,权大不忘国法.晚年主理吏部.他“谢绝请谒,进退人才,必查其实”,任吏部尚书14年,辛勤操劳,“刚明廉,忧国奉公,”显示了他忧国忧民、爱国刚正的“贫民阁老”的本色.
　　石王缶 （1464－1528）,真定府藁城人,是明代政坛上少有的清贫阁老、诗人和文学家.他出任吏部尚书多年,谢绝请托,选贤任能,后因遭到诬陷被迫去职还乡.回归故里时,所有行装只有一辆牛车装载的书籍.京师父老无不惊叹：“自古宰臣去国无若石王缶者.”清廉刚正之名远播.石王缶一生以刚正不阿闻名朝野,更以清廉自律引以为荣.他入阁其间,有朝廷勋戚依仗权势强夺畿内民田万余顷,置成官庄,引起百姓愤恨.石王缶得知,上奏皇帝.将强抢的民田还给百姓.
　　保家卫国,抗击侵略.这是清官护佑民众的可贵节操.明代兵部尚书梁梦龙、明末抗清英烈孙承宗,就是这类清官的代表.
　　梁梦龙（1527－1602）真定人,历任兵科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顺天府丞.黄河在沛县决口,殃及民众.他主持开凿徐、邳新河,为民造福,由河南副使升布政使.后任山东巡抚,开辟海运,万历初,召为兵部右侍郎,五年,以右都御使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调戚继光驻守山海关一片石,巩固边防,抗击清兵入犯,使蓟辽民众得以休养生息.进兵部尚书.
　　孙承宗（1563－1638）高阳人,万历进士,历任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天启二年（1622）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略蓟辽.增修蓟镇长城,开京东屯田.在边关四年而罢官,期间他修复9座大城、45座堡垒、练兵11万人,拓地四百里,开屯田5千顷.治军严谨,深得军民热爱.崇祯二年（1629）,清兵南下,被召回京师,奉命守通州,保卫京师,后移兵山海关,收复关内四座城池.不久,被诬陷罢官回乡.崇祯十一年,清兵越过长城,进攻高阳.他率领全家据城固守,英勇抗击清兵.但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英勇就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开明君主对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文化发展,固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清官廉吏,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代表,作为一个进步的群体,对推动社会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吏,其政治作为、人格修养,往往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人文精神.比如北宋时期的韩琦、包拯、富弼、欧阳修、沈括等一批杰出名人,都曾治理或巡抚过河北,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文学巨擎欧阳修出任河北西路转运使时,惩治欺男霸女的权贵外戚、查访河北中部历代碑碣文物,将已经废弃的隋代名刹龙藏寺的珍贵碑刻妥善保护,由此使真定一带尚文好德之风渐行.科学巨匠沈括(1031—1095年),被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盛赞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称《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他在出任河北西路察访使时,不仅在恢复农耕、裁革冗官、加强边防、发展河北水利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对河北西部地理、动植物、自然环境等方面认真考察,深入研究,从科学上作了阐释.促进了河北地区科学的传播和科学精神的培育.
　　中国古代十大清官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因此,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清官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十人作一简要介绍.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参考资料：http://www.nygdgs.com/qylzwh/data/371.htm
　　还有子罕,公仪休,刘宠,杨震等.
　　“不贪为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以不贪为可贵、崇高,也表示廉洁奉公.
　　这个成语来源于《左传.襄公十五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
　　宋国有人得了块玉,拿去献给当权的大官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给做玉器的师傅看过,说是件宝物,才敢贡献的.”子罕道：“你的宝物是这块玉,我的宝物是‘不贪’；我若是收下你这块玉,你和我的宝物岂不都丧失了吗?还不如各人留着各自的宝物好啊!”
　　那人听后跪下磕头,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藏着这么贵重的宝物,实在不安全,献给您也是为了自家的平安啊!”子罕于是在本城找个地方让其住下,介绍加工买卖玉石的商行帮他把玉琢磨好,卖了个好价钱,然后让他带着钱回家做老板去了.
　　【念楼曰】 鲁襄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五七年,距今已二千五百五十八年.那时的大官对来行贿者的态度,比今之成克杰、胡长清辈为何如?亚里士多德云：“德性生于天成,成于习惯.”若不相信人性越来越坏的说法,那么社会习惯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风气”,影响可就太大了.
　　【《左传·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公仪休
　　常常见人在文章中感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觉悟怎么还没有某某古人高呢?我对这种感叹向来就不以为然,所谓“觉悟”,指的是一个人由模糊而认清,由迷惑而明白,都是就具体的人对具体的事而言的.相对于某件具体的事情的认识,今人并不一定就比古人高明.不信,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一个公仪休拒鱼的故事: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这个公仪休在饮食方面最大的爱好就是吃鱼.一日,就有人投其所好给他献上了一条鱼.按咱们今人的“理解”,一个堂堂相国,收人一条鱼算什么,让人直接拎到厨房去得了.可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老人家竟然坚决不受.他的弟子们都劝他,你老人家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如今人家送上门来了你怎么反而不要呢?公仪休解释说:“我正是因为喜欢吃鱼,才坚决不接受这条鱼的.你们想,如果我今日收下了这条鱼而导致有朝一日丢了相位,虽然我喜欢吃鱼,却再也不能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如果我不收这条鱼,保住自己的相位,就能够长久地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
　　就公仪休拒鱼这件事来说,这公仪休相国的“觉悟”还真比今天的有些“人民公仆”高.(换成今天的某些领导,你那条大鱼就是用纯金打造的他也敢收!)公仪休的“觉悟”之高,首先高在他的明智上.
　　“鱼我所欲也,相位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相位也.”公仪休在拒鱼时念没念叨这段话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公相国终究为自己的前程果断克制了爱鱼之念,他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明智的.无论今人古人,总有许多人一旦利益障目,就变得是非不明鼠目寸光,被眼前利益牵着鼻子走,以致做了眼前利益的牺牲品.而公仪休始终没忘记凡事要权衡利弊得失,懂得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贪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道理.公仪休面对眼前利益的清醒和明智,和今日官场那些一朝大权在握,便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谋私,迫不及待大捞特捞,最终身败名裂、身陷囹圄的短视之徒相比,是不是要胜出多多?
　　公仪休的“觉悟”更体现在他老人家对法制对规则的敬畏上.实事求是地说,公仪休并不是不爱人家送上门来的这条鱼,他之所以没有收下这条送上门来的不义之鱼,是因为他不愿意冒丢官弃职的风险；也就是说,作为相国的他还有所畏惧.收下一条鱼,也许还不至于被免官去爵,公仪休却把它看作是对法制和规则的破坏.有了这样的开头,以后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正是对法制和规则的敬畏,促使公仪休行事谨慎,利益当头时能三思而行,自觉用法制和规则来约束自己.“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公仪休于此论大概是深有体会的.“欺公”的人也许能得逞于一时,却往往难有善终.“惧法”的人也许会有诸多的牵绊,却能生活得坦坦荡荡,不必时时惧怕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种种诱惑,最终顺利绕过人生路上诸多私欲的陷阱.
　　今人说的“觉悟”,常常与“阶级”结合起来,被想当然地加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仿佛一说“觉悟”,就上升到了高尚的人格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高度.如此一来,当然就以为今人的“觉悟”要比古人高了.其实,在共产主义道德还只是一种美好追求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应回到“觉悟”的本义上.做到不被眼前利益蒙蔽心灵、敬畏法律和规则是最高的“觉悟”.
　　刘宠
　　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青年时期,刘宠因“明经”被举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政绩有声.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升职入京,山阴县(会稽郡首县,今浙江绍兴)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百文钱赠他.刘宠不肯接受,只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以作纪念,后人便称他为“一钱太守”.清代监察御史杨维乔在诗中写道：“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特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刘宠入京后,历任宗正大鸿胪、司空、司徒太尉等职.一次他出京到外地,路经亭舍,想进去休息片刻,管亭舍的官吏拒而不纳,说：“我们这里特意整顿洒扫一番,专门等待刘宠大人的到来,你有什么资格来住呢!”刘宠听了,一言不发,悄然离去.时人称颂他是一位忠厚长者.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刘宠被免职,返回乡里.后卒于家中,葬牟平莒岛(现养马岛).其一生清廉俭朴,在《后汉书·循吏传》中被奉为楷模.清代著名文人宋克智在诗中写道：“冷落东牟汉室亲,坚持清节作名臣.到今千有余年后,占得吾乡第一人.”
　　无私无畏的杨震
　　提起东汉人杨震,不少人感到陌生,有些人只是对他的却金“四知”熟悉.这个史料,在反腐败的文章里是经常被引用的.
　　还是从这个史料入手,来认识杨震吧.杨震在出仕东莱太守期间,因公务途径昌邑.县令王密本是荆州的茂才,曾得到杨震的推荐.这天已夜里,王密谒见杨震时,从怀里取出金10斤相赠.杨震毅然拒绝,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还是推却不受,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见他如此廉正挚诚,只好羞愧地出门而去.
　　杨震是宏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曾执教讲学20余年,年50始出仕,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他是大器晚成,虽50岁才当官,但官运亨通.按说,这么大的年纪才当上官,是很不容易的,用今天某些贪官的话讲,有权不用就会过期作废.但他却为政清廉,无私无畏,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直至被诬自杀.
　　在廉洁方面,却金说“四知”,只是杨震不接受私人馈赠的一个例子.是不是他的薪水很高?非也.杨震的生活并不富裕,他的家人,经常吃青菜和粗粮,出门皆以步代车.亲朋故旧诚意劝他,要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趁当官之际开办私人产业,从中牟取利润.但是,杨震始终没有同意.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意思是不给子孙购置产业,而是留下了清白廉正的名声,不也是十分丰厚的遗产吗!
　　无私方能无畏.尽管杨震谓位列三公,但他从不阿谀权贵,也不愿慷公家之慨去讨好他人,而是正色当朝,纠偏纠妄.汉安帝的奶母王圣,仗着抚养安帝有功,不但自己为非作歹,而且怂恿女儿佰荣在宫里恣意骄淫,行贿受贿.杨震为此上疏安帝,要求“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佰荣,莫使往来”.但是,由于安帝的屁护,王圣阿母和女儿佰荣更是肆无忌弹.佰荣又与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瓌私通.刘瓌娶佰荣为妻以后,也因而得以袭刘护之职而擢位侍中.对此,杨震义愤填膺,再次上疏诤谏,指出刘瓌拜官封侯“不合经义”,要求将侍中之位传袭给刘护的同母弟刘威.但安帝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在中常侍樊丰和侍中周广、谢恽等人的煽动下,为王圣阿母大修第宅.
　　延光三年,樊丰等人趁安帝东巡泰山的机会,伪诏争相修建住宅.不久,樊丰等人听说杨震在调查此事,害怕真情泄漏,便共同造谣中伤杨震,又奏请安帝收回杨震的太尉印绶,将他遗返原籍.当杨震行之城西几阳亭时,慷慨地对子侄和随从们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家次,勿设祭祠.”说罢,饮鸩酒而死,年70有余.可以说,杨震的自杀,不是自身有罪的畏罪自杀,也不是走投无路的无奈自杀,而是以自己的死来抗争社会的不公.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顺帝时,杨震得到平反.朝廷为嘉奖他的忠贞,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今陕西潼关关西大道北）,并立于石上,其碑至今犹存.杨震虽然已死了1876年了,但他和他的却金“四知”,仍被世人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