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本国史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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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史学的血脉,其实严格意义说,与诚之先生联系并不紧密的,毕竟诚之先生去世较早,而当时新学兴盛,他的那一套治学方法,在当时并不为人称许,当时实在处于“靠边站”的状态,因此他对那一代史学者的影响,其实不是发生于当时的.支开一句,这里真正说史学方法、精神的传承,应当从另一批学者算起的,譬如陈旭麓先生、李平心先生、束世澂先生、戴家祥先生、吴泽先生、简修伟先生诸公,是塑造了这里的精神的. 但是诚之先生的意义,是不止在血脉塑造方面的.他经过近十几年来的塑造,成为华东师大史学的精神肇祖,他通瞻的视野,和对现实始终的关怀,可以认为与当下的治史者的心思是相通的.如果我们不秉持本质主义的立场的话,那么可以认为,传统是可以累积、培养、塑造的.因此,若干年后,经过这一时代的重构,诚之先生治史的精神、方法会被重新嫁接到华东师大史学的脉络之中,未始不是一件善事呢. 重新回来讨论本书.张荫麟先生曾说：写作通史永远是一件危险的事（大意）.写作通史,容易流于几种弊端.一是立意模糊,为了通瞻把握整个的历史,或者作为教材宣讲的缘故,或是团队合作编撰的缘故,容易湮没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从而使得写作丧失性格.一是难以及时吸收史学前沿成果,新陈代谢,总是慢于史学专题研究的节奏,因而容易出现书甫定稿,而其中结论已经过时的尴尬. 反过来说,评价一本通史,也就不能用评价一般史学专题研究的标准,苛求其中细节描述的精准,而应注意于作者的立意以及对长时段历史通贯的理解.在这方面,诚之先生则尤其独到客观处. 说他立意可敬处,在于写作本国史,处处不离对本国的情怀.这本白话本国史通读下来,相信可以感觉到诚之先生对军阀之深恶,这与民初国内局势的关系,不言而喻.而对于人心的力量,也处处彰显,他写到朝鲜因“壬辰战争”而与明朝结下的感情,说：天下最可贵的是人情!这种深厚的感情,在历史上遗传下来；将来中国人和朝鲜人,总有相互提携的一天,历史上的年代长着哩,数十百年,算得什么?看的人请等着便了. 须知诚之先生说此话时,朝鲜早已亡国,可是他对这一民族的命运,却充满期待,这是在绝望处存着温情与希望,是多么感人的力量.而从我们后世的眼光看,尤其是到今日,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也实在是百感交集! 诚之先生写史的立意,是温存并充满希望的,而他理解历史的通瞻眼光,则是极冷峻的.对于历史的陈说,绝不轻易放过,对于容易造成民族自豪感的史事,也不稍微姑容.譬如对于汉武帝的武功,时至今日也有太多人崇高之的,但是诚之先生却很严厉的说,以当时汉朝之国力,汉武帝达成的武功不过如此,却靡费不知凡几,实在是使得汉朝错过了扩张国力的最好机会.这番话,是一般人不容易说出来的.有这份见识,难,敢于不顾议论说出来,益难. 又如他评论南宋初期岳飞、韩世忠、秦桧诸人与当时的形势,不仅仅是承认秦桧的政策在当时是不得不为之的现实选择,更将岳飞、韩世忠一班人请下神坛,恢复其骄兵悍将的本来面目.其实南宋初年的形势,本来就是十分凶险的,一方面北族兵力的压迫,不容少倾的犹疑,另一方面北宋、南宋的转换之间,在山东、黄淮之间,都留下了大量难以控制的军事力量,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武力,正是在此基础上培植起来的,因此这批军事力量先天就烙有“兵”与“盗”的双重性质,最容易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理解了这一层,南宋高宗与秦桧极力削除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武装,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而当日的局面,和民初的局面,也不能不说有着相似的地方. 因此,诚之先生论这一段历史,叫做“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他有一段议论： 看了这一段,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措置,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总而言之,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这种议论处,就是诚之先生的眼光,是他的史识洞深处.他看韩、岳、张、刘诸人的眼光,是他从民初军阀混战的经验中得来的,他对军阀政治的批判,也就寓于其中.他所讲的以“共通之点”来理解古今的情事,则是每一个治史者都必备的意识.家范师有文题为《生活是治史者的教科书》,可以认为意思是从诚之先生那里继承来的.这份读史的眼光,就是治史的大节：大关节、大节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