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及其文化内涵
　　近年来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进而揭示了其所承载社会意义,有理有据,观点呈现多样化,但是《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复杂,为了更好地了解古代书生对科举的狂热追求和对知己的强烈渴求,从而深化对古代知识分子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认识,本文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的分类以及蒲松龄的生平进行研究,深入探讨《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的形成原因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以期对《聊斋志异》研究进行一点有益的开拓.
　　1书生的含义及《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分析
　　《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文言短篇小说集,其中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形象,有花妖、有狐怪、有精灵、有书生、有僧道……各种形象相互交织缠绕,构成了《聊斋志异》这幅美丽的连环画卷.在这些异彩纷呈的形象中,书生形象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聊斋志异》共有491篇,其中包含书生形象的有346篇,占总篇数的70%.可见书生形象在《聊斋志异》中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其他形象相比,书生形象是小说更为浓墨重彩的一道风景线.
　　1.1书生的含义
　　书生,简单的说就是读过书的人.从这个角度而言,整个封建知识分子群体,上至王侯公卿,下至布衣秀才,可以说全部都是从“书生”这一步过来的.战国时期出现的“士大夫”,指的就是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汉朝时使用察举制,由各州推举的民间人材称之为“秀才”,东汉时为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将秀才改名茂才,或称茂材；三国曹魏时沿袭察举,复改称秀才；至南北朝时,举荐秀才尤为重视；隋代始行科举制,设秀才科；唐初沿置此科,及第者称秀才；后废秀才科,秀才遂作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到了宋代,士子和应举者统称秀才；明代曾一度采用荐举之法,亦有举秀才；明清时期,秀才亦专用以称府、州、县学生员.这里的“士大夫”、“秀才”可以说是“书生”不同层面的具体化.封建时代的书生,唯一的信条和理想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途径便是“学而优则仕”,书读得好了,学问高了,有了匡扶天下的才能,“书生”就变成了“秀才” 、“士大夫”,变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在那个培养了他们的社会体制里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便有了一些春风得意、得以一展才华的书生.但是现实社会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于是,也有了一些屡试不第、怀才不遇、仕途蹭蹬、抑郁终生的书生.封建社会的书生们,便在这“得意”和“失意”的交响中,谱写出一曲曲文学艺术的瑰丽篇章.
　　1.2书生的形象分析
　　《聊斋志异》中“花妖狐魅,各具人情”,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反观作为爱情另一阵营的庞大的书生群体也丝毫不显逊色,与之相映生辉.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2.1 性情痴狂重义气的书生形象
　　有些书生为了自己的红颜知己安危和幸福,可以不顾一切、舍生忘死.
　　《阿宝》中的孙子楚是个有枝指的穷读书人,而美丽的阿宝却是个富家少女.阿宝要选女婿,有人就捉弄“性迁讷”的孙子楚,让他去向阿宝求婚,阿宝戏言：“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没想到孙子楚竟毫不犹豫地自断其指,痛得几乎死去.阿宝再次戏弄他,“戏请再去其痴”,孙子楚就有点灰心丧气,后来他见到美丽的阿宝之后,灵魂竟随之而去,后又化作鹦鹉依偎在她身旁.孙子楚的一片赤诚终于打动了阿宝,她深深爱上了这个出身贫贱但感情诚笃的“孙痴”. [1]
　　《连城》中连城的父亲史孝廉拿她的“倦绣图”“征少年题咏,意在择婿”.乔生献诗后连城非常喜欢,“对父称赏”.但史孝廉却嫌贫爱富,把连城许给盐商的儿子.不久连城患病奄奄一息,有个西域番僧说要青年男子心头的一钱肉做药引子才能治好病,连城的父亲就“使人诣王家告婿”.女婿却露出自私面目,嘲笑史孝廉：“痴老翁,欲剜我心头肉耶!”关键时刻,乔生“闻而住,自出白刃,膺授僧.血濡袍裤,僧敷药始止”.乔生为了挽救心上人的性命,割去心头之肉也毫不在意.
　　《娇娜》中的孔生跟皇甫生交往,亦友亦师.孔生胸前生了肿块,皇甫生请妹妹娇娜来医治,“引妹来视生,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生望见颜色,频呻顿忘,精神为之一爽”.孔生立即迷上了娇娜.娇娜动手割除肿块,“一手启罗衿,解佩刀,刃薄于纸,把钏握刃,轻轻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而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孔生对娇娜一见钟情,向皇甫家求婚,却因娇娜年龄小,娶了娇娜的表姐.娇娜和孔生既已成为亲戚,他们之间的感情似乎就永远埋在心底了.但是,当娇娜一家面临雷霆之灾时,孔生却毅然挺身仗剑保护,不顾自己安危,为雷霆击晕也在所不惜.
　　有些书生在对待知遇自己的好友也是重情重义,一片赤诚.这些书生都是一些重义气、具有浓厚人情味的善良之士.他们对知遇自己的好友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报恩.
　　《叶生》中的叶生为了报答丁乘鹤的知遇之恩,竟忘了自己是已死之人,魂从知己,帮助丁乘鹤的儿子中举；《司文郎》中的宋生感激王平子对自己“幸相知爱”,不仅帮助他考取了功名,而且使王平子得到他祖上留下来的八百两银子,并使他的傻儿子变得聪明起来；《素秋》中的俞慎视俞恂九如亲兄弟,俞恂九本来无心功名,但为了报答俞慎对自己的手足亲情,竟违背自己的初衷,不惜考场一试.《周克昌》中的鬼书生“周克昌”感激周克昌父母对自己的悉心照顾和关怀,不仅替周克昌中了举,还替周克昌娶了妻,一直等到周克昌快要回来了,才毅然离去.[2]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儒家所提倡的“仁爱”思想的一种体现.蒲松龄自己就是个儒生,因此他的作品无不渗透儒家仁爱思想,他所塑造的这几位“另类”书生形象无不是“仁爱”的化身.
　　1.2.2 不仁不义的书生形象
　　这一类书生往往都是些忘恩负义、见异思迁的典型.
　　《武孝廉》中的石某进京求官,中途暴病,“唾血不起,长卧舟中”.他为行贿准备的“囊资”也被仆人偷走,“资粮断绝”.这时他遇到了服饰炫丽的狐妇,狐妇“自愿以舟载石”、“以药饵石”.正是有了狐妇帮助,石某才避免了必死无疑的下场.年长于石某的狐妇救活石某后,向石某求婚：“如不以色衰见憎,愿侍巾栉.”石某欢天喜地同意.但是等石某谋得官职之后却露出了真面目：先偷偷纳妾,再“常于寝后使人嗣听”狐妇的动静,最后终于在狐妇醉酒后露出原形时想杀死她.石某的负心,不单纯的是喜新厌旧,还有忘恩负义,不仁不义成分在里面.[3]
　　《韦公子》中的韦公子有钱有势,纵情声色,家中仆妇、丫鬟,稍有姿色的,都不放过.还载金数千,想“尽览天下名妓”.结果在寻欢取乐时先碰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又碰到自己的亲生女儿,最后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韦公子竟然丧心病狂地毒死了亲生女儿.结果韦公子受到了最深重的惩罚,在子嗣无比重要的封建社会,他家里有五六个大小老婆,没一个生过孩子.
　　《丑狐》中的穆生家很穷,冬天连棉衣和棉被都没有,突然来了个衣服炫丽、又黑又丑、自称“狐仙”的女子要求同榻.穆生不乐意,丑狐拿出元宝,穆生见钱眼开,“悦而从之”.靠了丑狐接济,穆家成了小康之家,有了田产,使唤上丫鬟.依靠丑狐过上好日子的穆生开始嫌弃丑狐,最后竟然请了术士驱狐.丑狐骂他“背德负心”,抱了个猫头狗尾的小动物来,把穆生的脚咬得爽脆有声,啃掉两个脚指,把当初带给穆生的财物全部索回.忘恩负义的穆生遭到报应,“家清贫如初矣”.
　　《阿霞》写文登景生在荒斋读书,夜有少女阿霞盈盈而来,二人“欢爱甚笃”,阿霞对景生说她将“相从以终焉”,约半个月后再会.景生认为二人总是住在荒斋不合适,想把阿霞请回家,“又虑妻妒”.于是景生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计不如出妻”.景生对妻子百般挑衅,终于休掉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没想到阿霞却嫁给了邻村的郑生.景生路上遇到阿霞时指责她失约,反而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负夫人甚于负我.结发者如是,而况其他?”始乱终弃见异思迁的景生最终落得个“卵覆而鸟亦飞”的悲惨下场.
　　1.2.3 女性化的书生形象
　　《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总体上都阳刚不足,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女性化的倾向.
　　从他们的外貌形象来看,这类书生带有一定的女性化特征.
　　如《胭脂》中的鄂生“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嘉平公子》中的嘉平公子“风仪秀美”,《陈云栖》中的真毓生“能文,美丰姿,弱冠知名”,《颜氏》中的顺天某生“年十七,不能成幅.而丰仪秀美”,《素秋》中的俞恂九“时见对户一少年出,美如冠玉”. [4]
　　小说对这些书生美的描绘多用“美如冠玉”、“美丰姿”、“丰仪秀美”、“齿白唇红”、“眉清目秀”等来描绘,带有明显的阴柔美倾向.
　　他们除了在外在形象上有女性化倾向,在内在心气和行为上也带有明显的女性化特征.这些书生形象丧失了男人应有的勇敢、主动和责任心.在性格方面,他们大多胆小怕事、怯弱自私,缺乏与恶势力抗争的勇气.
　　如《香玉》中的黄生,他与花精香玉遇合不久,突遭变故,白牡丹被一游客移去,“旧就萎悴”.黄生明知白牡丹即香玉所化却束手无策,只会“作哭花诗五十首,日日临穴涕咦”,而坐视自己所爱的人枯萎而死.
　　《胭脂》中的鄂秀才生性胆小怕事,懦弱无能,“年十九岁,见客羞涩如童子”.不幸蒙冤下狱,邑宰审问他时,竟“不知置词,惟有战栗”,稍加用刑,便“不堪痛楚,以是诬服”.任由他人摆布,一点主见和反抗性也没有,缺乏男子汉应有的刚强和果敢.[5]
　　封建制度一直强调“男尊女卑”,在因袭下来的封建制度和礼教的纵容下, 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伦理纲常制度过于压制女性, 纵容男性, 使得男女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错位,男性丧失了对女性的平等、尊重意识,导致男性弱化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懦弱、被动、缺乏责任心.因此,《聊斋志异》中的部分书生形象由于受其影响,出现了男性性格的弱化与女性化倾向.
　　虽然《聊斋志异》刻画了很多风格迥异的书生形象,但是他们的个人情感生活的追求和幸福往往都不能脱离“科举”成功的推助,还有的是通过追求“爱情”来实现其科举做官的理想.
　　2 《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的文化内涵
　　蒲松龄塑造的书生形象有着较深广的文化内涵,不仅流露出了他对科举制度的反思,也表现了他对爱情的理解和追求,这些书生形象又映射着蒲松龄的身影.
　　2.1科举至上的文人心理
　　历数各朝代的封建文人,在科举之路上遭受挫折之后,大都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通过文学创作来宣泄自己的才思和精力,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大都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感和对科举的执着.
　　唐代诗人孟郊两次科考皆落第.曾在《再下第》中排遣郁闷：“一夕九嗟起,梦短不到家.连睹长安陌,空将泪渐花.”宋朝的柳永在落第之后,流连于酒肆勾栏,填写曲词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思.明朝的凌蒙初也是科场失意后才开始编写拟话本小说集“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2.1.1 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
　　科举制度,初步形成于隋朝,至唐朝逐渐完善,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仕的制度比之之前的士卿制和察举制来说,是在人才选拔机制上一个极为重要和深刻的转变,彻底的改变了并且最终形成了封建王朝的官僚体系的构成.孙中山先生曾把隋唐科举制度的创立,视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特出贡献.他说:“中国自世卿贵族门阀荐举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尤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 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著日月.朝为平民,一试得第, 暮登台省；世家贵族秘不能得, 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 不可得也!” [6]科举制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考试基本上成了一般读书人入仕的唯一途径,使得中国的读书人在整体的心态上都有了一个颠覆性的转变.于是千余年来,中国的读书人无不想着一朝金榜题名,进入仕途成为每个读书人的梦想.但是科举的龙门并不是哪条鲤鱼都能跳得过去.拿唐代举例来说,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足可见书生文人们对科举的热衷,但是录取人数却相当之少,每年能够高中的少则仅几人,多则也只有三、四十人.许多人终老科场,却终身不能得以高中.
　　2.1.2 科举至上观念在《聊斋志异》中的展现
　　蒲松龄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与众多士子一样对科举钟爱有加,不能脱俗.其渴望功名利禄的心理比其他士子更为强烈、迫切,因而所遭到的失败打击也就更为悲惨.[7]
　　蒲松龄在科举之路上奋斗了一辈子却无所收获,对于才华横溢的他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遗憾.其长孙蒲立德以道试第一名考中秀才,蒲松龄作《喜立德采芹》诗给予勉励：“昔余采芹时,亦曾冠童试；今汝应童科,亦能弁诸士.微名何足道?梯云乃有自.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一句“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道出了这位老人对科举一生的追求与遗憾.所以,蒲松龄笔下的书生形象就包含了一种对科举的热衷之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蒲松龄笔下的书生形象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王子安》中的东昌名士王子安,临近发榜,期望甚切,痛饮后白日做梦,梦见自己中进士、点翰林,有长班侍侯,于是自念不可不炫耀乡里,大呼小叫,终为狐仙戏弄,跌落于床下.其妻冷语相对：“家中止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蒲松龄对秀才考举人有七个极其生动精彩的比喻：“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闱场也,神情惝倪,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蒲松龄的“七似”把考生热衷科举的形象刻画的生动无比.
　　《褚生》中的褚生本是鬼,应该是无所挂念的了,但是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对求功名是那样的痴迷,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附身于陈孝廉,“附君体,以代捉；三场毕,此愿了矣”.已经重新投胎,却仍念念不忘科举考试自己是否高中了.可见,褚生替陈孝廉中举,一方面是为了报恩,另一方面也有了却前世宿愿的目的.其对科举考试的狂热跃然纸上.
　　2.2知己情结的体现与投射
　　“知己”一词,古已有之.先秦时的琴师俞伯牙因为能听懂自己曲中意境的樵夫钟子期去世,在钟子期的坟前抚琴一曲后就将琴摔碎,并发誓终生不再抚琴.这个典故可以算是最早的“知己”故事了.
　　2.2.1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知己情结
　　古代许多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中屡屡展现知己情节,例如,战国时期的豫让为了报答知伯的知遇之恩,在其被杀后为其报仇,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留下“士为知己者死”的豪言壮语.还有《诗经》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屈原的《九歌• 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李白的《赠汪伦》中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些所体现出来的知己情结,深深印在每一代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中,成为了一种社会历史的文化积淀.这种知己情结的文化积淀,到了蒲松龄这里,就体现的更为明显了.
　　2.2.2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投射着蒲松龄的身影
　　《聊斋志异》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大变动的时代,是宋明理学从辉煌走向穷途末路的时代,封建伦理的羽翼再也无力庇护它的“男性宠儿”.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他们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优越地位.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极端狭隘的限制,使读书人的生活重点只有四书五经,生活情趣也只有科举考试,这些太重于说教和礼制的东西深深的束缚了书生的内在心灵.蒲松龄在科举失意之后,就将兴趣转移到了文学创作上,生活在那个年代,他只有通过刻画《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表达了自己寻求知己的情怀.
　　由于深受科举制度的毒害,《聊斋志异》中书生与蒲松龄有着相似的境遇、相近的情趣,正是蒲松龄的“知己”.这些书生群体,大都出身寒门,或虽系故大家子,今已家道式微.他们虽文章辞赋冠绝当时,但却都“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在科场中,他们几乎尽是一些没有功名的落魄者,虽有少数人后来科场得意,那不过是蒲松龄“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在这些人物身上,生动地闪耀着作者自身的影子,深深寄托了作者的身世感慨.
　　如《娇娜》中的孔生,“为人蕴藉,工诗”在他名场沦落之时,也有和作者一样被左县令的朋友召去作幕宾(尽管因朋友死而未果)及在大户人家设帐授徒的经历.《青凤》中的耿去病,也和作者一样,是已经沦落的故大家子,其他又如《婴宁》中的王子服、《辛十四娘》中的冯生,他们的境遇大多潦倒,不少人或是流离他乡,或是寄寓僧寺,或是暂借他人之园,或如作者一样设帐授徒,他们的孤寂冷清也一如作者.总而言之,他们多是与蒲松龄处在同一阶层,经历、境遇有几分相似的读书人.
　　以《叶生》为例.叶生的才华受到淮阳令丁乘鹤的赏识,由于丁“游扬于学使”,他得以第一名进学,可在乡试中,却依然铩羽而归.叶生面对一再的打击,一蹶不振,“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终于忧愤而死.叶生死后,不自知身已为鬼,并将自己的才学悉数传给丁公之子.丁公之子在叶生的教授下,考中第二名举人,不久“又捷南宫,授部中主政”.在丁公父子的劝说下,叶生的鬼魂应试,终于得中.当他的鬼魂回乡见到妻子,被妻子点破他已死去多年,这才扑地而灭.但明伦刚读到此文开头,就“为之大哭”,这则并不太长的故事之所以有如此动人的艺术力量,就因为在叶生身上,熔铸着作者自身的经历.文章憎命,所如不偶,是叶生的经历,也是蒲松龄的经历；叶生因丁公于学使面前 “游扬”而取得秀才第一名,也是蒲松龄少时受知于学使施闰章的移植；叶生放榜后嗒然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正是蒲松龄铩羽而归后“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的写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叶生》一篇,正是作者的自画像.
　　不难看出,蒲松龄笔下的那些书生显然是含有自我塑造、自我寄托意味的,他们身上既有蒲松龄现实生活中的影子,也有自己理想人格的投射.
　　3 蒲松龄与书生形象的内在关联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之所以蕴含着对科举的狂热追求和浓重的知己情结,更主要的原因是作者蒲松龄本身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书生,有着切身的科举经历和对知己的强烈渴求,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创作动机,于是在小说中自然有了上述的书生形象及其文化内涵.
　　3.1蒲松龄的人生际遇与书生形象的塑造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之所以能够塑造出形象各异、生动形象的书生形象,是与其生平经历密不可分的.蒲氏虽非名门大族,却世代读书,蒲松龄这个地道的读书人以才学闻名乡里.顺治十五年,十九岁的蒲松龄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进学,并且受到当时做山东学道的文学家施闰章的欣赏,名噪一时.初试得中,让他踌躇满志,自以为青云有路,取青紫如拾草芥.然而自此以后,每三年一次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的难关.直至康熙四十九年,蒲松龄才援例成为贡生,即在他七十一岁的时候,县里送给他一个贡生的荣誉.
　　科举考试,富家子弟可以专意科考而无后顾之忧,但对蒲松龄来说,仍不得不为生计奔忙,康熙四年,开始设馆授徒；康熙九年,作江苏知县幕僚；康熙十二至十四年在当地名门王家坐馆；从康熙十八年淄川西铺村望族毕际有家坐馆, 到康熙四十八年, 已年届古稀的蒲松龄才撤帐回家, 结束了他寄人篱下的生活.[8]纵观蒲松龄的一生,是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中度过的.正是由于这种常人所没有的生活经历以及作者本为读书人的真切体验,才使他笔下的读书人形象最为鲜活,才使他对读书人的品性有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看一下蒲松龄的这幅对联,从上联中看出一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的蒲松龄有着怎样的超强自信与远大理想!可惜的是残酷的现实却一次次冲击着这个在科举道上挣扎了大半生的读书人,可谓是尝尽了世道的艰辛,看遍了仕途的怪象.虽然他强忍悲情地喊出了“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豪言壮语,可惜的是“卧薪尝胆”却始终没有改变现实!最后只能让这个才子躲进茅屋,逃避现实地拿起手中的笔去编写属于自己的美丽的梦想.孤寂苦闷的蒲松龄在现实中找不到归属和寄托,只有在自己的生花妙笔之下寻找知己.所以蒲松龄笔下的花妖狐魅个个温婉可人又各具特色,栩栩如生的众多女性形象无一不是蒲松龄塑造出的红颜知己；在塑造自己的同类人——书生形象时,蒲松龄的知己情结就更加明显了.
　　3.2蒲松龄的创作动机与书生形象的塑造
　　历数中国古代文人,从事文言小说创作的虽大有人在,但那大多是茶前酒后、公余之暇的消遣而已.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文学家王士祯的一首诗《戏题蒲生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从这首诗中正可以看出他对传奇、志怪创作所抱的轻视态度.这种态度在古代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但是《聊斋志异》的创作态度则是完全不同的.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也就是说,《聊斋志异》是一部深有寄托之文,而不是仅借此消遣、自娱的助谈资之作.
　　蒲松龄是封建时代的一介儒生,因此他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从而加官进爵.对于参加童试连取县、府、道三个第一的蒲松龄而言,这种期望是自然的,也不是没有其实现的可能性.蒲松龄所属的阶层为读书人,而这一阶层本来就是封建社会中弹性最大的一个阶层,在中国旧时的启蒙读物中有这样的话：“十年寒窗苦,一朝得意回；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尽管鲁迅先生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过是统治阶层所施放的烟幕弹,但通过此途荣登仕路的人确实为数众多,构成了中国文官的基础.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能得到一个做官的机会,有人科场得意,就必然有人科场失意.蒲松龄正是这样一个在科场竞争中失意的读书人.科举不遇,带给他巨大的精神折磨这正是蒲松龄科场失意的内心痛苦的呻吟.
　　怀抱绝世之才而在科场上屡战屡败,使蒲松龄历尽精神折磨,难以在人间获得精神平衡.蒲松龄对自己一生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怀有深深的失落感.为了弥补这种失落,便在自己精心构筑的虚幻世界中,让自己的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于去恶》中的陶圣俞两次落榜,第三次终于得中副榜举人,《司文郎》中的王平子经过三次考试终于中了进士……皆举业有成.[9]
　　蒲松龄终其一生,没有对自己的才华有过丝毫的怀疑.他顽强地认定主体自身的价值,然而客观环境却使他屡屡受挫,这就使他极度痛苦.蒲松龄在现实郁闷难抒,“知己还无”,于是,作者只能从自己的作品之中寄托自己的情志,而“知己”就是蒲松龄寄托自己情志的载体和对象,他笔下的花妖狐魅是知己,书生这一蒲松龄的同类人更是他的知己.
　　蒲松龄在塑造书生形象时,把自己的身影投射其中,通过塑造这些书生形象,表达了自己极度的怀才不遇之愤,寄托了对自身才华与价值富于感伤色彩的肯定与褒扬,抒发了对知己的强烈渴求,这正是蒲松龄的创作动机所在.
　　4 结论
　　在蒲松龄及其创造的读书人形象身上,我们再也找不到庄子式纯粹的飘逸,找不到屈原式真正的忧国忧民,找不到李白式的豪放,找不到杜甫式大济苍生,找不到白居易、欧阳修等“文章太守”的气度和胸怀,找不到苏东坡式倜傥潇洒.[10]蒲松龄触及了前辈作家才能未能触及的角落,通过塑造多种类型的书生形象,展现出对知识分子恒定的世俗关怀,对古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