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定都汴京的利弊

北宋定都汴京的利弊
北宋定都汴京的利弊

北宋定都汴京的利弊
宋太袓创立宋朝后,舍周秦汉唐传统古都洛阳及长安而择都於汴京,无疑是中国政治重心变迁的显著标志.然而纵观北宋一代历史,定都汴京后,虽曾适应了宋初社会发展变化和政治、军事的形势,在一定时期发挥过相当重要的政治作用与经济效益.但是,毕竟由於建都汴京本身在不利的因素,随著社会严定汴京各种问题的加深,很快就暴露出很多弊病.於是,在北宋中后期引起了一系列严重后果.给后世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故此宋乃导致宋代积弱不掁的原因,现论述如下：
　　首先,汴京处於黄河中下游平原上,而“魏地四平,诸侯辐凑,无名川大山之限”,从军事地理与城市设防角度看,有其先天不足的成份.在中国古代以陆地作战为主要战争方式的条件下,国家的都城除了要保证有充分的给养外,军事地理上的有险可凭与否,同样不可忽视.周秦汉唐建都长安,从地理因素来看,主要都是依靠关中山河之险以保障首都的安全.北宋定都汴京,虽使漕粮运输有了可靠保障.但汴京周围一马平川的地埋形势,郤给赵宋帝都造成了没有天然屏障这一重大缺陷.南宋史学家郑樵总结历代王朝建都特点时指出,“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下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以山川为固”.清代学者顾袓禹进而评论河南政治地理说:“河南者,古所称四 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 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 有必亡之势矣”.应说皆不失为真知灼见.正因为地理形势上的无险可守,汴京常常暴露在异族入侵的直接威胁之下, 而且随著契丹的逐渐强盛以及北守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这种危机日益严重.故宋初曾有过的迁都之议,在北宋中初又再次出现.范仲淹曾说:“洛阳险固, 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官室”庆历四年, 韩琦上书仁宗; “清修京师外城, 言北戎势重, 京师堰而无备, 若无一朝称兵深入, 必促河塑重兵与之力战”; 同时主张”备河北, “营洛邑”.由此可见在北宋中期已有选见之士对定都汴京重新发生了怀疑.钱穆先生评论北宋定都汴京之弊时说: “北方的强敌一时既无法驱除,而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备”.可谓切中其弊.
　　其次, 正因为汴京处於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 而周围又曾有许多割据集团,这就迫使北宋政府不得不在京城和京畿集中庞大禁军,“以兵为险”,“设险以制敌”, 对付周围敌对势力.这虽在初期取得防范唐末五代割据局面之再起, 巩固赵宋政权的作用, 但同时郤又带来了导致北宋积贫积弱重要原因的冗兵之弊.（宋代的重文轻武政策, 使大量文士透过科举入仕；真宗时官吏人数已达万人, 英宗时更增至二万四千人.宋代官吏不但人数激增, 且俸禄亦相当传厚,除正俸外, 还有各项津贴.再加上恩荫制度, 官吏的子孙亲属也可有荫俸, 使政府的财政开支十分庞大.）
　　史学界历来认为, 北宋采取重内虚外政策, 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与农民起义, 这无疑是不错的.但是, 如果从北宋建都角度再加考察, 不难发现越宋统治者还有其更深的懮虑.宋太袓曾给其弟赵光义推心置腹地讲过: “国家若无外忧, 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 皆可预为之防: 惟奸邪无状, 若为内患, 深为可俱,帝王可当用心如此”, 可见“防内”之心正是深恐有人重演“黄袍加身”的反的心情写照.故“防内”的核心内容显然是防守京师安全.从这一需要出发, 宋廷将大量队集结中央, “尽收天下劝兵列营京几, 以备藩卫”其用心是很明显的.
　　所谓“以兵为险”, 秦观曾有过论析: “本朝惩五季之弊, 天下之兵宿於京师, 各挂於籍者, 号百余万, 而衣食之给一毫以上, 皆仰县官, 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农也, 非都四通五达之郊, 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 此所谓以兵为险者也”, 张方平也说: “今京师矿平冲会之地, 连营设衙, 以当山河之险”.应该说“以兵为险”确是北宋建都不同於汉的颢著特徵和以汴京为都后的必然措施.正如富弼所说:“我祖以来, 罢诸候权,聚兵京师,都对“以兵为险”大加赞颂.然而, 正因为北宋统治者如此重视京城屯兵防守, 致使京师禁军数量年增加, 冗兵之弊也随之日趋严重.
　　北宋初年到中期, 号称“守京师, 备征战”的禁军人数直线上升, 到仁宗时已超过了太祖禁军的四倍多, 竟至占全国军队三分之二以上, 其膨胀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如此庞大的禁军, 其军费开支使政府财政发生严重危机, 造成“农疲於养兵, 而兵且耻予为农”的状况.兼以禁军素质很差, 兵将不专, 临阵辄败, 意徒贻西夏军嘲笑.这些情况, 引起士大夫们的忧虑,王禹称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乾德, 开宝之时, 土地未广, 财富未丰, 然而击河东, 备北鄙, 国用未足, 兵威亦强, 其义安在, 由所蓄兵锐而不众, 所用之将专而不疑也.自后尽取来东南数国, 又平河东, 土地财富可谓广矣.而兵威不振, 国用较急, 其义安在?由所之兵冗而不尽锐, 所以之将从而不自专放也“; 嘉佑七年, 韩琦也上书痛阵其害;”今日京师至天下州郡大率无储蓄, 边城甚者或无三数月之备, 不幸有连年水旱, 将何以养此兵乎?此兵不足以养, 则其忧不在契丹也”.苏轼更深刻地指出:“以不生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 块然如巨人之病腿, 非不拐然大矣, 而手足不能以自举”.结果使国家“内则库府空虚, 外则百姓穷匮, 饥寒交迫”.可见北宋冗兵之弊, 不仅仅是出於防范农民起义.联系定都以靖四方和御外来考察, 就不难看出, 赵宋统治者自有其更深的难言的苦哀, 兵冗之弊对於朝统治者来说, 也实是一个难以砌底医治的一大痼疾.
　　再次, 就漕运主要干线的汴河来看, 也并非绝对有益於害.大量史实证明, 汴河虽有利於漕运而稳定政权民生,但经常发生的水患给汴京带来日益增多的困虽, 成为北未国都的又一隐忧.曾被宋太祖誉为“宝带”汴河, 从北宋初年就经常决溢, 史载:太平兴国二年七月“汴水溢, 坏开封大宁堤, 浸民田, 害稼.诏发怀, 孟丁夫三千五百寒之”.此后这类汴河决溢的灾害充斥史载, 清代史地学者对此论道:“盖宋漕渠之利莫过於汴, 而亦时被决溢之患” .而宋廷也一直未能解除汴河水害对京师的威胁. 嘉佑年间, 大水浸入京城, 竟使枢密使狄青被迫“徒家相国寺, 行止殿上”.元丰六年步军副都指挥使刘永年上奏宋神宗说:“臣窃以京关防河, 事体至重, 迄自今遇水大涨或淫雨不已, 令都巡地分如救火法, 於近使增发三、两指挥”.把汴河防汛视为救火一样紧急, 可见水患对京城威胁之严重.同时, 汴口常开闭, 危及京师安全.熙宁八年冬, 因汴口未闭, 使“汴水凌牌拥遏至京城中”, 神宗闻讯大惊, 紧急下诏“连夜堵塞”, “不得误事”. 汴河一出事端, 就对国都危害非浅, 使“京师常有决溢之虞”, 这是北宋统治者当初择汴定都时始料未及的.为了解决汴河对京师造成的威胁, 北宋五朝政府都曾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治汴, 然而效果甚微, 从末根除水患.到了北宋后 期.汴河每岁疏浚制度渐趋松弛, 淤淀情况更加严重.自汴流湮定, 京城东水门下至 雍丘襄邑,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馀.自汴堤下瞰, 如民居深谷.这样一旦堤决,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是以往汉唐建都长安所未曾遇到的特殊危险情况, 对於北未政权来说, 则是难以克服极为不利隐患.
　　历史证明, 当国家政治, 经济发生危机, 而国都所在之地又不能缓解这仲矛盾的时候, 择地迁都, 更图掁兴, 不失为解救危机之良方.盘庚迁殷, 商王朝中兴; 西周由周原而移鼎镐京,终於逐步强盛而灭殷商; 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 削弱反对改革之贵族势力而使汉化后之北魏经济文化得以很大发展, 这些都是我古史上迁都治国的典型事例.由此说明国都绝非既定则不可迁徙, 在一定条件下, 迁都重建确是一个缓和矛盾, 因势利导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同样, 如果赵宋统治者能在社会机日趋严重的北宋中期适应形势的变化,将国都出汴京.移鼎江南, 以江南经济的丰富弥补军事上的不足, 帝王励精图治、军队提高素质, 不处处因汴京所在而左右为难, 然后以精兵全力北伐, 败契丹而复燕会, 则时局将为之改观, 宋室摆脱积弱之困境, 创中兴之业也并非没有可能.遗憾的是北宋自宋太宗以后, 历代帝王无不因循守旧, 代代相袭、死守列祖陵寝不放, 最后终於以靖康之耻宣告了北宋的灭亡.诚如近人钱穆所说:“其先则畏难因循, 其后又偷安苟且, 而宋事终不可为矣”.当然, 北宋建都汴京的历史早已一去复返了, 然而其教训, 值得总结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