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谁知道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谁知道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谁知道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H·弗洛里斯·科恩H·弗洛里斯·科恩 张卜天（译）400年前,现代科学还不存在,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技术和现代医学显然也不存在.当时的世界与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请您想象一下那个世界.400年前,我们现在使用的得益于现代科学的一切东西尚不存在.没有电对琥珀吸引力的科学研究始于1600年,直到19世纪的物理学家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人类才能产生、理解和计算电流.人造光只能来自蜡烛或火把.没有投影仪,没有麦克风,也没有由塑料制成的一切东西这是19世纪末的一种化学产品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头、石头等天然材料构成的.没有汽车、火车甚至自行车.即使有少数人经过童年成功地幸存下来,其寿命一般也不会超出45岁很多.这样的例子永远也举不完,但我想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现代科学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先决条件,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祖先的生活迥然不同.因此,现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就人类的过去追问的核心问题之一.首先,我关注的是两种古代文明.从大约2500年以前开始,只有两种文明试图理解自然的运作.它们不仅研究天体运动、磁性、植物等个别现象,而且也试图回答一个重要问题：所有自然现象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自然界本身是如何构成的.这两种极富探索性的独特文明就是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其次,我关心的是,希腊文明走到尽头之后,从大约公元800年到1600年,希腊自然认识著作在伊斯兰文明中,然后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发生了什么?第三,我想讨论欧洲在17世纪发生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通常被称为科学革命.它首先是在大约1600年到1640年之间由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和培根等关键人物带来的.到了17世纪中叶,一场巨大的危机使整个革新运动受到了严重威胁,在周围的人看来,这些先驱者的结论实在太奇怪,给当时几乎所有欧洲人都赞成的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造成了巨大威胁.但这场危机被克服了.从大约1660年到1700年,波义耳、胡克、惠更斯和牛顿等人提出了进一步的见解.时至今日,这些见解仍然是我们在学校学习的现代科学的基础.毫无疑问,现代科学最先出现在欧洲,然后慢慢地遍布全球.我一般避免建立任何更详细的优先性,比如谁最先发现磁铁有指向力,谁最先建立了系统的计划来观测星体的位置.我采用的分析单位并不是伽利略、沈括等个人,也不是像光线折射那样的个别发现,亦不是物理学、化学等个别学科（它们甚至在18世纪之前还不存在）,而是考虑了某些具有连贯性的单位,我称之为“自然认识模式”它们原则上有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正因为如此, “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原因有两个.它是可以用来解决近代科学如何产生以及为什么最先出现于欧洲这个问题的唯一概念.科学革命的发端由三次不同但却平行的“革命性转变”所组成.开普勒和伽利略用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数学处理取代了希腊人高度抽象的数学科学.贝克曼和笛卡尔用一种新的世界观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由不断运动的物质微粒所构成.培根、吉尔伯特、哈维和范·赫尔蒙特按照达·芬奇、帕拉塞尔苏斯或维萨留斯的方式,把实用目的的精确观察变成了 “发现事实的实验”（fact-finding experimentation）.这些都是转变某种业已存在的东西受到影响.历史上没有凭空发生的事.然而,这些事件是革命性的,因为在每一种情况下,某种长期存在的样式内部发生了彻底断裂.即便如此,这三次转变并不具有同样的革命性与第二次和（特别是）第一次革命性转变相比,第三次革命性转变有更大的连续性.总的来说,科学革命由六次密切相关、彼此连贯的革命性转变所构成.我不再认同过去几十年通过某种无所不包的原因（印刷术、资本主义、清教主义等等）来解释科学革命的所有那些努力.另外,我并不认为某种进路具有天然的优势.诚然,我的确认为现代科学这个结果本身远远优越于已有的研究自然的任何其他方式,但我并没有（例如）把古希腊人的进路看成天然优越于中国古代的进路.这两者大相径庭,几乎不可通约.对它们进行比较可能会产生以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见解,但并不能说一者必将产生现代科学,另一者则不会.我也不认为现代科学必然会出现.历史上也可能出现意外和巧合,有序的事件序列因此会被突然完全推翻.无论是古代中国人还是希腊人,都不试图在希腊人或欧洲人最终赢得胜利的一场比赛中发现现代科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比赛,因此也没有赢家和输家.只有一个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科学革命,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也不是预先注定的.在我看来,在力图融贯地理解自然界方面,中国和希腊经验的决定性区别在于其他东西.我想使用一个关键概念来说清楚为什么现代科学植根于来自希腊（不是中国）自然认识努力的知识体系.这个概念就是“文化移植”.某个知识体系从最初孕育它的文明转到另一种尚未涉足的文明时,可能会得到更新、扩充甚至发生转变.那个知识体系中可能埋藏着某些潜在的发展潜力,正是通过文化移植,那些潜在的发展潜力才有可能实现.从大约公元800年到1450年,希腊自然认识著作得到了不少于三次这样的机会,它的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文化移植是移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正是这次移植使希腊文献发生了我们称之为科学革命的革命性转变.概括地说,这就是我对现代科学起源的解释.但为什么希腊自然认识著作经历了这三次文化移植而中国自然认识著作却没有?主要是因为世界历史的沧桑.主要是由于军事活动,希腊文明永远灭亡了,而中国文明却从来没有灭亡.中华帝国两次被外国人侵占,但蒙古族和满族的统治者及其追随者很快就被中国化了,中国文明从猛烈攻击中幸存了下来.于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中国的自然认识一直没有获得阿基米德和托勒密等希腊学者的程序和观念多次获得的那种振兴,最终也没能产生震惊世界的影响.我明确提到古希腊这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是因为中国传统也产生了某种类似的东西.我指的是源于战国时期墨家的“经典与阐释”.这些文本并不能很好地符合秦朝灭亡后出现的世界观,即“汉代的综合”,直到19世纪末,它一直是中国自然观的基本要素.同样,阿基米德和托勒密的数学科学也不能很好地符合共同构成希腊自然观的几种哲学.希腊数学科学对于希腊哲学来说是相当边缘的,就像墨家的进路对于汉代兴起的儒道思想的综合来说相当边缘一样.然而,墨子文本的谱系遭遇的失败在秦朝被大规模毁掉了足以使之彻底消亡,而同样边缘的亚历山大进路尽管有相当类似的（如果不是更严重的）遭遇,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机会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实现其潜在的发展潜力.因此,这里不涉及天生的缺点或失败,而只涉及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事实上,科学和战争不仅在今天息息相关,而且历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