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

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
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

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现实的社会实践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迫切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这对传统的理论和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尽管我们在新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然而,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毕竟是前无古人的新尝试,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借鉴那些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性理论成果,丰富和完善我们自己的理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英国这个最早启动现代化过程、最早实现现代化、对马克思有着特殊感情、甚至正在成为后现代性的国家中形成的新的甚为丰富的理论和思想,因此,研究和借鉴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英国产生的、旨在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种学术倾向或研究思潮.其研究从60年代进入活跃期,逐渐产生了它的代表人物,并显现出研究的基本特色.70年代以后,其代表性著作先后出版,从而大大推进了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于人物众多,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思想深邃,很难用“学派”来表征,因此,通常人们习惯于笼统地把它称为“新左翼”.英国“新左翼”特指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一段时间中在英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段时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称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后的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用法不一.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尽管不断转换其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在思想方面也出现诸多差异,但在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研究范式以及目的诉求等方面,基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存在一些明显可辨的历史传承和内在特质,因此,用“新马克思主义”来指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及以后在英国产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是可取的,这是我们整体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英国学者玛德琳·戴维斯在《英国新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认为,在英国产生的这种新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断同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把现实的人作为研究活动的着眼点,把如何改善人的现实生存状况、改进人的生活方式和提高人的社会实践能力作为研究活动的目标指向.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坚持人的全面解放的哲学立场,倡导新文化生活方式,展现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和技术实践论的思想,这些思想构成其基本的哲学倾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英国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因而以技术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为利剑,直指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通过设计各种各样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微观社会运动,尝试把理想变为现实.他们以马克思的经典思想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学术领域为对象,结合英国实际,追求思维方式的创新和变革,形成了各种解释模式,先后出现了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地理—历史唯物主义等诸多形式.这些看似不同的思维范式,其实都是整体主义的不同变种,因而展现出思维方式内在发展的清晰的逻辑特征、历史脉络和学术气息,体现出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是对英国自身经验主义的历史主义传统批判和改造的产物.按照历史的发展过程,首先从传统中脱颖而出的是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的学术思想,其代表人物包括历史学家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和威廉斯等人.这些新历史主义者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但也表现出明显的英国特色,诸如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归结为人道主义、历史的总体性、文化唯物主义等,倡导“从下往上看”的历史研究方法,把历史研究的重点放在工业史和社会史统一之上的总体史,展现经验主义的传统,让史实来说话,等等. 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伊始,就为什么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成为现实、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危机、如何把社会主义变成适应“人类活动的整个范围”、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在经济的和政治的剧变中生存下来、社会主义失败了吗、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进行了转变以及共产党应该代表谁的利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从而开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建之路. 麦肯认为,由于新左翼的出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社会主义,它能够使激进的选择得到普及,并鼓励英国左翼内的争论,以便组织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事实上,从1956年开始的在英国共产党内部的纷争其实是一场运动,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截然对立的解释,割裂了整个队伍,从而使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掀起了研究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热潮,认为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正本清源,才能形成有意义的思想,才能解决英国自己的问题,促使“他们进入新马克思主义时代,进入学术思想进口、学术理念多元的时代”[2],进入回归经典本源的时代.通过60年代和70年代的诸多理论研究工作,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特点逐步形成,大量有影响的著作问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传统得到发扬光大.新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深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始探索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预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形势,尝试构建美好的理性世界.如下是我们认为需要研究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几个主要方面. 一、变革思维方式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把马克思思想与现实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变革思维方式,不断实现着思维方式的革命,这对于改进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他们在回归经典、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在思维范式上发生了根本性转换,这种转换首先表现为从旧历史主义向新历史主义的跨越,其中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威廉斯等人的工作起了主导性作用,从而形成了在“当代西方颇有影响的史学流派”,试图把英国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传统和观点,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新思想结合起来,并自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史学”[3]. 新历史主义者把历史活动看成是一个过程,人本身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回归历史的“本体”,在历史自身的总体性存在的高度,建构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深入历史的本质.新历史主义的最主要的推动者是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甚至被人们认为是“当代西方头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4]）,他认为,新历史主义是一种“还原过去的人尤其是过去的穷人,这是对理论的重大贡献”.总体来看,新历史主义的大多数成员都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并把历史研究和现实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他们抱着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时刻关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和前进方向,并直接参加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点出发,对下层民众的悲苦命运充满同情,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相信“一个正义而人道的未来社会的根源可以在英国过去的大众性民主斗争中发现”[5]. 新历史主义在思维范式上首先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观,通过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使人民从尘封的历史中走出来.他们要从历史中为现实政治斗争寻找动力和根据,找到使英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革为社会主义所依靠的力量.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那样：“使马克思主义渗透进历史科学的主要动力是政治上的动力.几乎所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以及所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这样做的时候最初都是由于政治信念吸引他们去从事跟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及其在知识上的影响的历史的出发点是群众性社会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政治化的历史.”[6]从整体上看,历史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彰显为一种“从下往上看”的研究理念和批判视角,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 新历史主义者坚持马克思的文本精神,突出工人阶级的社会自觉性,强调阶级意识之于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在批判“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在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过程中,同样也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始终未忽视经济结构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决定性影响.汤普森在强调阶级是一种处于发生状态的历史现象的同时也指出：“阶级是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形成,不能孤立地、抽象地而必须按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来给它下定义.”[7]文化是意识形态的概括,社会是生产关系的综合.阶级是文化意识和社会生产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晶体,天然地处于一定的、必然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之中,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虽然生产关系是由人创造的,但它一经被创造出来,就成为既有的、现实的客观存在物,它也会反过来制约和改造人.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以此为前提,唯物史观才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从而使二者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社会历史也变成了整体的历史.这同样也是霍布斯鲍姆所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中,霍布斯鲍姆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全部的历史,即“总体史”,应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层次,应从整体上理解历史.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凸显了整体论的思维模式. 在英国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是佩里·安德森.由于接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安德森等人开始了对新历史主义的批判性扬弃,形成了英国式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表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维范式的重大转向.安东尼·伊斯茹普认为,这种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图寻求理论的、科学的和理性主义的”[8]马克思主义.安德森等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遭到种种质疑的危机时刻,始终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立场上维护着它的纯粹性和必要性,而且也是一名经典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守着马克思的革命设想,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的完美结合,期待着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是有关过去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活动的记录,尽管如此,却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等同于“历史编撰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的编撰和书写中发掘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机制,从而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一种因果解释,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应仅仅聚焦于过去,而应主要关涉现在和未来.正如安德森所明确表述的：“理解过去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提供对于历史过程的一种因果解释,它能够为当前充分的政治实践提供基础,以便把现存的社会秩序变革为一种期望的、民众的未来,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抱负.”[9]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或者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理解当前和把握未来的事业,一种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工程. 安德森把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这两大问题看成“一直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10].有关社会主体的问题,马克思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1]这就把历史变革的动力归因于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有关社会结构的问题,马克思则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样表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达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12]这就把历史变革的动力归因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根本矛盾的斗争.对于这两种因果解释机制而言,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作出统一而完美的解决,这就为那些想要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一种理论困境：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现无需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任何参与和斗争,只需坐等资本主义自身的新陈代谢即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建立需要工人阶级的长期不懈的斗争,最终打破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安德森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理论困境. 在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的这一理论博弈中,安德森试图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汤普森的意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整合,在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之间进行某种协调和架构,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明确表述道,所有社会的变革机制的最根本的因素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所产生的阶级冲突或对立所引发的,前者包含了后者,因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就是劳动者,它同时也是作为由生产关系所规定的阶级而出现的.但它们并不完全等同,生产方式的危机并不等同于阶级的冲突,在某个历史时刻,它们也许可以结合,也许无法结合.一方面,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无论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典型地吸收了所有无意识的社会阶级；另一方面,这一危机的解决也一直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总之,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时代,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的特权领域.因此,在社会秩序的维持和颠覆中,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总是相互作用的.[13]一方面,安德森怀有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意识,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体的一种根本存在方式和状态,它不单单只是一种理智的创造和构想,而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层表现和反映.在马克思本人所给出的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变革是社会变革最根本的动力机制.他认为,“显然,马克思的理论拥有一个原则,带有一种独有的清晰和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14].另一方面,安德森怀有一种主观主义的意识,强调了社会主体的积极作用,认为阶级斗争是解决结构危机的一种根本方式,因而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依旧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正如他所诘问的：“当今世界上任何主要的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武装冲突或内战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然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经济变迁仅仅只是从一种私有制转向另一种私有制,那么,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这一更巨大的历史变革必然会使权力和财富的剥夺更加剧烈,它将会担负起更少伤害的政治形式么?”[15]因此,安德森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难题的解决,就是一种深层结构主义基础之上的一种温和主义和折中主义的解决,从而给出了一种“从上向下看”的社会历史的解释范式,突出了空间结构在社会认识中的特殊作用,具有与新历史主义异曲同工的妙用. 随着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把历史主义的时间过程和结构主义的空间构造结合为一体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的热情越来越高,哈维从地理学的思维出发,把地理的空间性与其时间的发展性密切联系起来,构造了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使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自身在社会和历史认识中达到一种辩证法的高度. 哈维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认为人们在思维方式上转向空间是必然的.因此,作为时代精神的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适时调整策略和内容,充分彰显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丰富的空间思想.哈维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把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被忽视的空间发掘出来.他始终认为,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的语境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武器并没有丧失有效性和锋芒,历史唯物主义依然可以用来解剖各种从表面上看来令人眼花缭乱和争论不休的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具有理论价值和意义.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并没有放弃它掠夺的本性,只是以隐蔽的方式,实施着它的掠夺,它以全球化的方式展开着对全球的殖民扩张,“全球化成为帝国主义的同义词”[16]. 在哈维看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中,空间的重要性一直被时间的维度所遮蔽,使得康德哲学中的时空双维世界成为只强调时间的单维世界,只有强调历史—地理双重含义才能完整地表达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必须成为我们理论研究的对象,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17].哈维对早期的新左翼给予强力批判,认为新左翼放弃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任,转而向文化政治上去推进,某种程度上,这脱离了批判观点,从根本上说,也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这是由于大多数人错误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认识,仍然是根据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 基于这样的分析,哈维提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他以空间为切入点,重新定义和塑造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意蕴,并凝练出以空间为中心的新的思维范式,明确提出了这一思维范式的四重原则,即差异性原则、象征性原则、内在性原则与开放性原则. 差异性原则是指在进行社会批判时,必须考察事物间的多元性特征,它由空间的异质性和关系性特征决定；象征性原则是空间分析所内含的原则之一,它强调“地理学想象”,指对场所、空间和景观在构成和引导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性的一种敏感；内在性原则是指在理解社会问题时必须从结构性的角度出发；而开放性原则是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无限制的和辩证的探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封闭的和固定的理解实体,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8].显而易见,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客观的时空必须发生变化以适应社会再生产这一崭新的物质实践”[19].一提及空间,立刻就会想到封闭性,然而这是对空间的狭隘解读.在哈维看来,这种空间是牛顿、笛卡尔所说的绝对空间.他把空间分为：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空间.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性空间发挥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开放性.“关系性的空间观点认为,在界定空间或时间的过程中,没有空间或时间这样的东西存在（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也是在许多种可能性之中,选择要创造特殊类型的空间和时间）.”[20]关系空间主要包括内在关系的观念,也就是说,理解一个事物时,不可能仅仅依靠事物本身来理解,还取决于环绕着那个点而进行的一切其他事物.关系空间可以表达更多的内容和含义,可以驾驭更为丰富的内容,“唯有在最后这一种架构里,我们才能开始掌握当代政治的许多方面,因为那是政治主体性和政治意识的世界”[21].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正是借助关系空间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解读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这也是社会再生产和转化的内在需求.作为解释其内涵的方法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也必定是开放和发展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理解资本主义,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一定时期.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哈维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差异是无所不在的和基本的社会的辩证法.象征性与内在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部分,开放性原则是社会再生产和转变的基础,这四个方法论原则相互牵制,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的总方法.总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实现了地理学与唯物主义研究的结合,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双向互动,正如苏贾所言：“这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空间上对经验结果的追溯,也不仅仅是在时间上对社会行为在空间上的诸种制约与限制进行描述,而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呼喊,呼吁总体上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对我们审视、定义、阐释事物的许多不同的方法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思想的自我更新,不断地提炼和创造着新的思维范式.我们看到,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思维方式上首先从关注时间开始,进而突出空间的重要性,而在其发展中,借助于对历史和地理问题的综合思考,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真正辩证的和整体的高度. 二、强化社会批判 如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批判资本主义也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而且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把这种批判同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密切关联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它的意识形态.因此,确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胜利,必须对现代主义给予彻底批判,揭示它的弊端,逻辑地阐述它的局限,回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诸多批判中,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安德森的整体论最有特色,这里我们将集中讨论. 在威廉斯看来,现代主义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终结了,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只是它的极权主义的表现而已,它已经不是早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意识形态,其社会制度也已是一种失去创造力的制度,因而,应该从根本上推翻它. 威廉斯认为,现代主义边界的确立意味着它的终结时刻的到来.在《现代主义是何时?》一文中,他认为“现代主义是终点站,此后的一切都不被算在发展之内.它们是‘之后’,呆在后面之中”[23].他在论文的开篇就指出,他之所以使用这个标题,是想对一段有疑问的历史做一个历史的质问.他认为,自己的质问使用了各种非常不同的方法,但本质上是对一种现在主导的和使人误解的意识形态的质问.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 威廉斯认为,“现代”开始作为一个词语出现,或多或少是与16世纪晚期的“现在”同义的,是被用来标明脱离中世纪和古代的那个时期.到简·奥斯汀的时代,人们按一种独特的有限变化来使用这个词,把它界定为一种改变的状态,或许是一种改进的状态,人们也使用“现代化”、“现代主义”和“现代派”来表明更新和改进.在19世纪,它开始具有一种更大程度上的起促进作用的和进步的语气,具有忠实于自然的现代特质.然而,“现代”的指涉很快从“现在”转移到了“眼下”,甚至是“那时”,在一段时间里,“现代”始终是一个通往过去的名称,表示目前的“当代”同它形成了对照.作为一场整体文化运动和阶段之名称的“现代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一个总括的词语,从而割断了“现代”甚至是“绝对现代”的主导说法,即1890年至1940年间的主导说法.我们仍然习惯于在一个世纪和半个世纪之久的一个领域使用“现代”一词.威廉斯注意到,在英语中,现代主义较少地指称知识问题,更多地是指一种意识形态.按照这样一种观点,“留给我们的一切,就是成为后现代的人”[24].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同样也意味着现代主义的“终结”. 威廉斯认为,现代主义已经耗尽了它的“创造力”.按照他的说法,现代主义思想意识和表现形式的不断变化,表明它是一种经过高度挑选的现代观点,甚至在后来试图盗用现代性整体.进步的或先进的意识形式体现了现代主义的创造性和创造力,是在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化所允许的选择范围之内.威廉斯认为：“对这些变化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后果的任何解释,都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19世纪晚期是文化生产媒介中所曾见过的各种最大变化的时刻.摄影、电影、收音机、电视、复制和记录,全都在这个被认定为现代主义的时期取得了自己决定性的进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些,才出现了最初形成的各种防御性的文化派别.”[25] 在现代主义的创造力上升时期,它似乎有无限的跨越边界的能力.然而,当边界开始变得更加严格得多地受到控制的时刻,人们的全部认知和行为,最终地、决定性地要由某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和认可.但是,现代主义的观点不可能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看待和把握,无论其形象化的描述多么相似.这样,现代主义就从政治上完全确定了其“分水岭”,比如对艺术的评价,就出现了两个极端,要么把它当作一个凌驾于金钱和商业之上的神圣领域,要么把它当作大众意识的解放先驱,从而走向了自身的完全封闭,埋葬了它的创造性和创造力,同时,也丧失了它“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 威廉斯的结论是：在整个20世纪的人类行为中,“几乎扼杀了我们的整个共同生活”.人类对自然或是人群的控制越是表面稳固,内在隐藏的危机也就越深重,而人类解决危机的办法依然是试图控制局面.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自身,要想继续生存下去,重点是人类必须放弃这种支配模式,为民主而奋斗是这种重新评价的模式. 另一位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对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从整体论的立场和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出发的.他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本质进行了最初的揭露,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本质上是与科学无关的,具有虚假性,是对这个颠倒了的世界的颠倒了的反映.马克思明白无误地指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认为它们掩盖了社会中真实的冲突和矛盾,从而使我们不自觉地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安德森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更强大的意识形态统治,并欺骗着大众.“所有意识形态的形态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