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袁绍到底输在哪儿求答案

官渡之战袁绍到底输在哪儿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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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袁绍到底输在哪儿求答案
官渡之战袁绍输在哪儿文/赵炎载《华声》杂志八月中旬第15期,责编：冷眉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各有各的历史价值：官渡之战成就了曹操,使其有了一统河山的可能；赤壁之战则彻底碾碎了这种可能,初步架构了三国鼎立之格局；随着夷陵之战（或叫猇亭之战）刘备的惨败,三方均元气大伤,谁也奈何不了谁,三国博弈的历史才真正开始.正史上,官渡之战爆发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在这之前的199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威势大增；袁绍兼并公孙瓒,得了幽、冀、青、并四州,雄踞河北,意欲南向以争天下.斯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都,序幕由此拉开.次年正月,双方在官渡一带展开了长达八九个月你死我活的大会战.结果,曹操以区区两万疲惫之师（一说三万）力克袁绍,“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将北方之地尽收囊中,完成了地区统一.就《三国演义》的叙述而言,官渡之战这个桥段并不如赤壁之战写得精彩,但其中的胜败原因,特别是双方主要领导人的驭臣之术及其产生的迥异后果,足以让我们不必亲历刀光剑影,也能从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管当时后世学人多有总结,唯其“多有总结”,才更值得我们去重视.那么,袁绍为何会输?他到底输在哪儿?不懂因时乘势,错失良机.在权术设计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环境因素,也只有这样,权术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这个不难理解吧?好比百姓深受洪涝之苦,政府乘机启动水利项目,民众自然不会反对.这就叫因时乘势.袁绍的败因,正始于不懂得这一点.官渡之战前,曹操兵发徐州攻刘备,田丰建议袁绍偷袭许昌（“举军而袭其后”）,这无疑是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但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加以拒绝.等曹操回师,奇袭许都的时机已失,袁绍却开始兴师动众讨伐曹操了.田丰通过分析双方兵力部署优劣,认为曹军粮食不足,建议用持久战跟曹操拼消耗,袁绍又不予采纳,还把田丰关了起来.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总感觉袁绍不是个正常人,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形容,属“自愿精神病”.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曾提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个评价太客气了.诸葛所谓的“人谋”,当指战略、智慧而言.袁绍手下不缺智囊,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田丰、沮授等,都是有名的智士.可是外脑再多又有何用?领导不懂变通,一意孤行,跟神经病似的,焉能不惨败?回到现实中,如今各地城管几成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领导该如何因时乘势的运用权术?窃以为不外乎两点：一是切实妥善的改变执法作风,用事实左右舆论,而不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二是要在扭转形象上多下功夫,许多危机公关的成功案例,都是因时乘势的结果.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地方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在这么做,希望坚持下去.轻忽作用目标,输于沟通.权术的作用目标是人,正确的沟通方式是第一位的.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孔融：“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过来的,对袁营的情况最了解.其后袁绍阵营发生的一连串内讧,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谏被下狱,最终受逢纪谗言而死；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逼许攸临阵叛逃曹营；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郃与高览.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推原论始,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格、喜好、弱点、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区别是天上地下的.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可谓一针见血.拿曹操与袁绍在沟通方式上做个比较.曹操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的方式让大家相互讨论辩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详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气、静下心、深藏于心,反复掂量与权衡.此外,曹操颇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刚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刘晔、吕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从无相互谗害.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而不是众议.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类似于打小报告,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而袁绍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使得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契约.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当意见被采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以至败局无可挽救.激励乏术,输在德行.权术中的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话可以动人心,让人死心塌地效命驱驰.而善于包容,则是领导权术里的德行体现（注意,并非个人德行）,舍人小过,图己大业,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所谓厚德者,治道也.在官渡之战桥段里,有几个情节值得提出来说说.关羽杀了颜良,沮授稍加挑拨,袁绍便迁怒于刘备：“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作为一个领导人,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刘备到底是个外人,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托疾不出议事.等到关羽杀了文丑,郭图、审配又站出来质疑刘备的“佯推不知”,袁绍又大怒要杀刘备.当刘备为活命提出愿意让关羽来辅佐袁绍时,袁绍的表现再次让我大跌眼镜.他先喝退左右（郭图、审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后又大喜曰：“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矣!”这两句话,前者伤谋士之心,后者失将士之心,权术使用之想当然、领导德行彰显之凉薄,已然到了极致.可以说,袁绍的领导形象,此时轰然倒塌.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来奖罚,且能重赏提反对意见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劝谏,出塞远征乌桓部族.结果虽取胜,却也吃了不少苦头.回到基地后,他便赏赐曾劝阻过他的人,承认自己只是侥幸成功,不足为法,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见不被采纳而不敢建言.意见不被采纳都能得到奖赏,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营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再没有第二种声音或阳奉阴违,而能向一致的目标去努力.不能不承认,曹操是个能让追随者愉悦工作的领导人,靠的正是激励机制与领导德行,这是驭人最基本的两个要素.而袁绍则差得远了,假设一下,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稍加实践,那么官渡之战的结局,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了.权术如用兵,兵无常势,贵在应变.要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才能够成就大业.领导人对待下属或民众,要适时酌情的予以安抚,在讲明原则、制度和法律之后,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归.不是吗?官爱民,民桓爱之.这才是维稳致胜的大计.（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