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以文人与生死为题,3000字文章 急普通文章就可以,不必是名家,文要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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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文人与生死为题,3000字文章 急
普通文章就可以,不必是名家,文要对题

求以文人与生死为题,3000字文章 急普通文章就可以,不必是名家,文要对题
在李国文先生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书中,我们面对这些曾经作为中国古代文人骄傲的男人们时,首先是想到 他们的生花妙笔、千古文章,而从来不曾想到他们的非正常死亡.思考死亡这其实是谁都能考虑和谁都不愿意考虑的问题. 而且能够在不同的死亡例证中悟出什么,能够列举出不同的死亡方式而且是非正常的死亡,那么这其中就有许多的话要说了.

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这本专门写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书.
自然文人学术著作和学人的文章是不同的,因为文人不是为了做学问而著文的,而是有感而发,是从历史的史料或是传说中找到那些能对今天的社会人文现象,表达出点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一点也正是国文先生要力争做到的.
讨论死亡是不是很有必要,这个问题历来为哲学家所思考.于是这个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显得高深莫测起来.因为 死亡所具有的哲学意义让人感到了死亡的隐喻,让人们为之感到恐慌,而死亡的宗教意义让人感到了对于来世和今世的感觉的难以统一的说教,只是让人心归向善的劝慰.
可是假如死亡的意义要和社会的进步或是朝代的更替发生联系的时候,死亡就在卑微和崇高的两极让人们产生敬畏.斯 宾诺莎有句名言,“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中国古代的孔子则说：“未知生, 焉知死.”这两位大哲的意思是不必来谈论死亡的,因为谈论死亡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干成大事业的人是没有时间来讨 论自己的死亡的,而且那些籍籍无名之辈好象是没有资格来谈论自己的死亡的,因为他们只能是赖活着的.因此在世界的文明史上,即使是思想的大师们也是拒绝或是畏惧谈论死亡的.比如费尔巴哈,他就说“最残酷、最摧心的真理,就是死.”
当然作为文学家是永远珍爱死亡这个主题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不涉及到死亡的或是在自己的作品中人物不去死 的会是很少的.因为,没有人物的不断消失,那么新的人物就不会自然出现.但是,谈论死亡和不涉及到死亡的境况则是让 人们无法接受的.因为对于频死的体验或是死亡轮回的不同看法,所涉及到的不是死亡的命题,而成为宗教问题.
人们把能够正常的死亡,看成是生命的不同终结形式,但是人的提名终结一旦非正常了,那就一定会有问题,而文人之 死具有了社会的和朝代更替的历史因素时,死亡就显得就应该是这样的人生旅程而非另外的臆造那样.于是谈论死亡依然是 有意义的,并且不是徒劳的.
其实,人们要是能够想到死亡这个问题,是从生命的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了.历来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中红白事就是人 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喜庆的婚礼是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而同样的葬仪或身后哀荣好象更为人们所重视.而且人的僵尸 往往会成为一件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最后的无奈的砝码.
不过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死就是死了,他好象不仅仅是个人意义上的一种具体的表达,而要达到一种社会影响层面上来 影响社会的,好象只能是那些生前居高位的,或是无官位或是官位甚低而文名显赫的一类文人才能享受.在这里我们好象是 看到了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张居正,然后一个是龚自珍.
在中国的历史上,大概像张居正这样的官居高位的一个强横的政治家兼文人,也要走向死亡,他在万历十年的六月二十 日,张居正在痛苦和污秽中死去了在本书中作者对张居正之死包括对其的一生做了批判.而作者对张居正之死的一个原因是 归于了他的纵欲上,而且是随着他的权力的愈大,他的性欲则是愈发无法控制,他的过度的性生活似乎是他走向死亡的一个 原因.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张居正之死和他的纵欲过度、服用壮阳药物中毒所致有关.其实对于一个身为官宦、位具人臣之上 的首辅、改革家来说,用这样的评述对一代文人的评价让人感到作者的立意本来就不在这里.因为张居正他的改革的确为大 明王朝是尽力的,“为相十年,张居正心力交瘁于改革大业,是他死亡的主要原因.”自然对于他的私生活和因此而加剧了非正常死亡,则只能是让人们留为遗憾的事情了.
具有文人之死意义的,龚自珍的之死应该是比较符合着这选材标准的, 作者对于龚自珍生存的环境以及本人性情中人的文人气质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而且对于这位诗人,为了红颜知己的放荡之举以及辞官不做的心理作出了比较深刻的分 析.而当这位在万年晚年因为一个女人的缘故成为辞官的因素或是厌倦了官场的无聊和对死气沉沉的朝廷失去了信心的龚自 珍,他的死有人说是因为刺客所为,有人说是因自己小妾的下毒.但是这些对于一个朝廷不喜欢的人来说,如何去死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而他的京杭道中的往返四个单程的一年时间里,他竟然写出了一生中的生命绝唱三百多首,就 会发现诗人一定是要出走的.他忧世感时的心情一直在心中澎湃,假如没有这次出走,那就将使得他的诗名大为逊色. 他“似乎知道自己是个行将谢幕的歌者,性之所至,情不自禁,不受拘束,率意而为,大撒把地欢乐了一番.”“忧患出诗,杜工部是这样的诗人；快乐也出诗,李太白是这样的诗人；而忧患的同时之以快乐,那就更出诗.将要告别这个世界的 龚自珍,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使得他的才华施展,跃上了创作的巅峰.”类似这样的具有哲理的话,在国文先生的书中不 时可以看到,但是,这样的论述或许是因为作家性情的缘故.只是一种散在期间的精彩.而不能有整体的精彩展现,或许这 是作家的学术之作的特点,或许也是因此,就藏去了不少的作家写这类文章之拙.
面对死亡的来临,能够流露出真性情也不枉死了一回,但是,对于那些本并没有想到死的文人,如此死去是他们所不心 甘的.对于这一点作家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如金圣叹他的死似乎是一个特例,他虽然是放荡的,虽然是敬仰草寇的,可是当 听说顺治皇帝说他的诗文好时,依然是有一种喜出望外的神情：但是他骨子里的对那些贪官反对的使命感,最终让他成为牺牲品.“因为这些文人在统治者 眼里算东西,又不算东西.用得着的时候,是东西；用不着的时候,也就不是东西.当要 砍下你的脑袋,你就得乖乖地让他砍,顶多幽他一默.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其实是做不了自己主的,这便是千古文人为之一 哭的许多悲剧的由来.”这话说得深刻,知识分子不管是提供了一种思想,或是像能够出谋划策的就像张之洞手下的幕僚那 样,他依靠他们做了不少发展洋务大业的事情,可是终究这所有的功绩只能记在张巡抚的帐上,因为文人们只能是一种依附者.
但是,文人的生前不一定是白丁的,而且这些被后人所推崇的文人,他们的官位更是有助于文章的流传.于是,这里所 说的文人不会是纯粹的文人,从这一点来看和现代文人的官文人是有些相似的.但是,既然是文人还是有别于武将的,而且 在唐宋之后文人为官者几乎是一个惯例.前不久,所看的就感到在这晚清也几乎是个特例.而他之所以没有进入 作者的视野,相必是有作者自己的见解,但是张之洞作为一个锐意改革的人物,他的死所宣告的几乎是和一个无法医治的晚 清帝国相关的悲凄的死亡气息笼罩的故事有关.这不仅是文人的才华诗篇再无出自腹中,而是一种对无可奈何的帝国气数已尽的哀鸣.
在古人的死亡文人中也许是出于人们对作家的不同热爱程度,对于李白之死和杜甫之死地却是两个不同的极端,说李白 是因在醉酒之态中到江中捞月而死使得李白之死充满了烂漫和传奇的色彩；而对于现实主义诗人的杜工部则是有因吃牛肉而 致死的太过于“现实”的死而不美的传说了,就有一定的倾向性了.
文人是死于粉饰或是死于安逸,这是不同的生前地位以及和当权者的关系息息相关的.而权力对于文人的命运又是一种绝对的力量.
从这一角度来考证,我们似乎也能感到所谓的文人之死,是和平常人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的不同是这里所说的是非正常的死亡.
作者一气写了20位文人之死,而且里面的大多数是属于非正常死亡的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非正常死亡的并非完 全是受到迫害的死亡.有的是属于寿限已到,如吴趼人之死就是在乔迁之喜之后死去的.而作为最为刚烈的李卓吾自己抹脖 子之死,的确是让人感到了只有文人的社会感觉和自己的个人命运相近而无法分离的时候,这时候的文人之死就会具有一种震撼的意义.而对于那些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人们都比较熟悉的的一些文人之死,我们现在觉得已经被人熟知,而且已经有了太多的了解.而现在国文先生所写到的这些文人之死,似乎是生疏一些,但更能显示这些死因的人文意义.
三国时期的何平叔,他的“清谈误国”是“好老庄、尚虚无、崇玄谈、喜颓废”的一种与传统的中国主流意识相悖的思 想和意识形态,而他在坐了多年的冷板凳之后,一旦进入政治的旋涡,则会没有谁能够继续容忍你的放荡形胲,而最终也没 有落下个好下场,并且还毁了自己的名声.他的命运让人们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有时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而且看起来看透世态 炎凉的知识分子,有时的一时糊涂的就会让自己的人头落地.
他们的命运也正如作者所体会到那样要求一辈子的自知之明,或是一辈子的清醒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也是令那些诸多舞文弄墨者引以为戒的.
做一文人而能够寿终正寝其实也是一种福份,而这样的人当代能够得到普遍的赞誉莎比较困难的.前不久去世的孙犁先 生以其自己的德馨品德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以荷花的清香伴其驾鹤西去,实在是老人道德文章、品德高尚的修行和 造化.而对于那些文坛上的冤屈之魂,则是在十年浩劫中也是属于非正常死亡列的,则个人留下了并悲剧命运,现在想来依旧有种内心敕觳的感觉.
老舍之死,它死的很平静,然而在他身后所留下的遗憾,却是任何人也无法弥补的,他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但是, 他却是让人感到了一个人面对命运的厄蹇时还需具有的活下去的勇气,需要抗争的勇气,对于生者又是多么重要.然后这一切都与他是无法再现的了.因而文人的悲剧的命运在开始人生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注定了.
傅雷之死,这是同样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明显的例证,是一种更为无声的抗争,而且是同样底走地从容而自然,但是内心的痛苦却是最大的,大到了自己无法容忍的地步于是就这样选择了死亡.对于具有艺术气质和才情的人来说,如何面对苦难 是何等的重要,用生命完整回答生命的价值,这也是一道难度很大的题目.有时死亡和选择死亡要比活下去需要更大的勇气 和人生的力量,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何等惨烈的事情,但终究是一种弃世的无奈.
闻捷之死,那些迟来的爱情对于闻捷来说自己,假如得到了,好象诗人就可以活下去,面对一个苦难中的爱情,而没有 得到应答,之后便用一种断然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诗人自己的方式,而为此让戴厚英遗憾了一生并在多年之后,当这种非命的死亡已经让文人不再担忧文字狱,或是极端的上纲上线的禁锢之后,戴厚英也同样以一种遗憾死于非命.对于这非 常时期的爱情,假如得到的话,有了期的寄托人民的精神世界将会战争困难.也许我们今天或许有幸,可以继续阅读诗人的 爱情篇章,但是诗人的生性历来就是这样的无法被别人所控制.
几乎都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真实的历史纪录,而且当代的文人之死对于一个国家或是民族来说,几乎是对文化和民智资源 的双重的扼杀.也许对于表现当代文人之死李国文先生会同样表达地更加深刻和艰难.而且从现实意义上来看似乎这样的描述和表达会更加让人容易产生共鸣.所以,我们有理由继续期待,但不要使得对死亡成为戏说,要多一些理性的思考与深思会更好.
在上个世纪之末,那些因生活的贫困而死的作家,我们所熟知的路遥之死,似乎这和他的贫困以及生活的艰难有关,而 他的以命而写作的态度,对于当下的文人来说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女孩已经用身体在写作,写作而无须生命的投入.只要你的下半截感触是正常的一切就全部搞定了.
不能以命换文,对于文人来说非大幸哉.
不管文人的气节如何, 直到现在依然是让人感到了他们和文学与生命的如何融合的力度,文人之死和社会的动荡联系 在一起的时候,文人的生命价值不会因为是这些非正常的死亡而使得文人之死,就必定要唤醒天下之人,或是一定要以自己 的道德文章来对社会起到多大的作用,而是说文人所描写的世界在文人的心中已经不再具有存活的价值的时候,文人之死有 时很苍白并且无力甚至是骣弱的.文人害怕的就是有帝王的思想或是想用帝王之后的作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是抱负.比如 扬修和曹植的关系已经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于是,这就应了封建社会的每次政权的更替,帝王之争都伴有血腥的味道,因 此和帝王之子的亲密关系最终使得曹操动了杀掉扬修之心.而且文人的扬修比起政治家的曹操来根本不是对手,更何况曹操拥有生杀大权呢?文人无法和统治者玩生死游戏也许这是最为精彩的例证.
思考死亡现在已经不再是个问题,而且那些从浩劫中依然活着的人会真正感到为什么而活着或是就是为着某种理想或是 一种人的自尊而活着.这个问题人们已经有了不同的理解,而且这一问题也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思考死亡并非徒劳而无意义,而是因为我们现在好象随时要面对死亡这样的话题时,似乎是感到了一种并不和谐的感觉 存在着,因为我们现在的文人的寿命,包括普通人的寿命在不断地增添,但是文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在相对地减少.文人已经在玩文,而且一些女人在用身体的某个部位在作文.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下文人们便不会去想什么之死之类的话题.因为,现 在的文人既不是御用的也非献媚的,而是更为个性化的写作.于是今天的文人之死的机会就会失去社会的意义,而变得像是一般的人、普通的人那样的死于非正常的政治因素.
最后想对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发表的一点意见,因为人家吴趼人的早年收了人家的三百大洋,这就是人的人生轨迹似乎不 会没有一点瑕疵,.在人生的命运中是不能有什么假如之类之事乞求发生.因为假如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是人生,也不会会出现文人之死了.因为历来人的生命质量和存在的价值,和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吴趼人说不上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但是 他的作品毕竟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写照,而且即使是他收了三百大洋其实也是无妨的,所以他是不必为此就早死的.
文人不能成为完人,而且文人一定是些有个性和要表达个性的人,文人的义务并不是要一定对历史负责的人,而且一定 会有献媚的文人缺乏骨气的文人,也有疾恶如仇、铁肩担道义的文人,文人却是并不普通的人高尚到那里去,也不会因为有 其个性就是一定是挺个色的人,文人从来不是一个阶层,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人.
李先生的文章毕竟是宽容的,对文人之死命题的确立就已经要求人们对于文人之死一定要有宽容,因为文人之死的死因 各异,但是文人毕竟是有文章遗留的,或是一文不文,或是满篇锦秀、才华横溢,或不为衣食而忧,对这些文人在生前得到了盛名固然好,但是文人的大多数情形是不能在生前得到如此之高的溢美之辞.因为文人的生命过程或是因为这些非正常的 死因,或是因为非正常的死亡本身就已经对文人的道德文章作出了评价.
在这些文章中我是比较偏爱对张居正描写和评价,因为这里更多了一些对于明代整个历史评价的东西,而少些了文人的 拉杂和没有学术意义的闲言,而有时的一些闲言也会比那些空头的议论要好.也许文人的这些学术的作品只能是从准学术的 意义上来考察的,而且有时的引经据典会因为行文的过于调侃而冲淡了文中的严肃气氛,使得人们对于这些考证的真伪产生了怀疑,这是因为文风的缘故,或是作家的文彩使用的缘故,就只能是在人们阅读之后自己作出评价了.
文人可以是有不同的性情和不同的喜好的,而且也可能是在社会上是不同的身份和角色的,或是身为帝王,或是身为重 臣、或是一介布衣,或是官在众人之上、一人之下,愿意舞文弄墨的有些雅兴、或是一生就是穷苦潦倒,只能乞求皇恩浩荡 到他这儿,形式不一样命运也有不同.但是在有一点上我们是可以取得共识的,那就是文人似乎不应承担过多的历史的责 任,因为文人不会只是简单的纪录历史,他一定是历史的一分子,他会用同样的感觉来感触他所面临的事象和变化.因为文 人愿意表述自己的见解和发表自己的见识,或是通过文人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某种心境,因此文人的命运就会比那些仅仅是 为官者更多了些无法预料性.
历史的忧患感和文人的人品之间或许这种互见关系是模糊的,或是文人本身的命运就是一朝一代的历史命运使然.但是 文人因为其有自己的思想表现方式,并且想发表出来并且最好是影响别人或是统治者,因此文人之死要比那些沙场的将帅之 死更多了些内心的残酷,而少了些猝死感.即使是对当朝仍报有幻想的一些文人,这些异端的思想也是为当朝者所不能容忍 的.
因为文人手无寸铁,也是手无寸权,因此文人之死其实是更为悲壮的.而即使是有权的文人,一旦成为文人,那么就为 社会提供自己的思想,就要阐述自己的思想,因而即使作了官,或为帝王,或是奴才,不然你的文人之举总是不能以铁腕来统治这个世界.
但是文人往往又是真正不能就是这样的轻松离世的,因为文人之死既然是有了社会的背景或是因为朝廷的所不容,这就 为文人之死提高了一定的价值,以死的形式来抗争自己所不能抗争的社会和时代,是文人最好的作品.这种死或是一定会死 得好看.但愿!
但是不管如何,即使是赖活着的文人,或是自己在生前是非常风光的,或是成为御用的或是成为走狗的文人,总之不能 死得太窝囊.也许这才是一种文人面对死亡的正常心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生和死，是永恒的哲学命题。有人谈生因之苦恼，有人论死为之色变，也有人三缄其口不置可否。叔本华在他的《悲观论集卷》中开篇就指出，人生来只以受苦为目的，因此死亡似乎是脱离悲惨世界的一种不错的方式，苦难“直至死亡才结束”，这与卢梭的“当我呱呱落地的时候就已进入竞技场，直到身死时才能离开”①的观点无二。但美国哲人诺尔曼.布朗则不能接受死亡，他认为“生本能与死本能的重新统一只能被设想为历史过程的终结”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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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死，是永恒的哲学命题。有人谈生因之苦恼，有人论死为之色变，也有人三缄其口不置可否。叔本华在他的《悲观论集卷》中开篇就指出，人生来只以受苦为目的，因此死亡似乎是脱离悲惨世界的一种不错的方式，苦难“直至死亡才结束”，这与卢梭的“当我呱呱落地的时候就已进入竞技场，直到身死时才能离开”①的观点无二。但美国哲人诺尔曼.布朗则不能接受死亡，他认为“生本能与死本能的重新统一只能被设想为历史过程的终结”②。更多的人则是顺生顺死，把握现时生活，不去追究死亡，更遑论谈及二者了。
　　 但中国文人的生死观则大多居于豁达，所谓“民不畏死”，死当然难以奈何他们。东晋葛洪知道“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③，这点与汉代扬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④的看法相同。而孟子虽然提出“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但他生不苟且死不躲避，能够为义而慨然舍生凛然赴死，并没有失其本心。再者如庄子所言的“死生为昼夜”，则将之视为瞬息间的交接，“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念之间就可能与死神打上交道，存亡之理要在达观。
　　 生渺渺，死茫茫，捉摸不透，猜测不清，而正是由于这种难以解释的朦朦胧胧之情景，才催发了古今中外的学者们不断探索的欲望。于是，史铁生便又拿起笔，在字里行间诉说对生命的真切感悟，对生死的哲学思考，所以就有了这篇被誉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十大经典作品之一的《我与地坛》。
　　 地坛是明清帝王祭祀“皇地祗神”的所在，过去每年夏至便是她的沸腾之期。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热闹场景而今云散烟消，曾经圣地却成了“一座废弃的古园”，以至荒芜冷落如同野地，忍受着被人遗忘后的孤独和寂寥。或许可以说，地坛也经历了一番生死的轮回，而且最终大彻大悟。她以静物的身份聆听了死神的宣示，又以思想者的姿态进入了无余之涅盘。她不张扬已有过的繁华，任凭人们从记忆中洗去那些于今看来似乎多余的影像。
　　 可是园子荒芜但不衰败，她虽然让风雨带走了浮夸的琉璃，剥去了炫耀的朱红，却还留下有素朴的殿阁、苍幽的老柏和坦荡的野草供人凭吊任人感慨。不过确切地说，地坛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在叫人悟道，叫人感悟生死之道。她里面的一草一木众鸟众花，朝晖夕荫晚景凉天，都是颔首不语的哲学家，为前来悟道的人沐以甘霖施之醴泉，解脱他们所遭受的创伤和痛楚，促使他们获得心灵上的洗礼。
　　 双腿残废的史铁生便是地坛里的悟道者之一。搬家几次却离地坛愈来愈近，与其说是他主动来到地坛，毋宁说是地坛在召唤他。地坛等了四百年，等着为史铁生传授自己的思想，而他也倾心于地坛的观瞻，就这样，两位并非哲人的哲人不谋而合地在以后流转的时光中碰撞出了思考的火花。当他开着轮椅踏足这方静穆的土地时，地坛便竭尽所能地为这位年轻人提供一个宁静的去处，超脱生死的她用草木竞相生长所奏出的窸窣之音，让处在绝望中的史铁生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常与宁静为伴与思考为伍，那么他总会有交谈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内心，是自己的灵魂。史铁生跟着灵魂谈论了许多年，也悟到了许多事，于是他不再一味的沉郁苦闷恓惶落寞，他也能轻松快乐，也能优哉游哉，这不能不说是地坛的恩赐，所以“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我的命运”。
　　 地坛这座古园肃穆幽深，似一位饱经沧桑历览世情的老人，她把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化做哲理，为史铁生解答生死的意义。这位年轻人也以高超的智慧接受了这一似乎宿命的安排，他也明白了，生命虽然混沌不清，但死亡也不是没边没沿，人既生则必死，“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它像一个节日，必然会降临。的确，死神对人的窥视从不曾停止过，但他也从不曾在时候未到的一天拿走人的生命。既然他这样公正，为何不活下去试试呢？超然于物外的人几乎没有，但泰然于心中的君子比比皆是，那么何不泰然一番，不去与死亡计较争辩；何不坦直真诚地面对人世间的风云变幻，心平气和地作伴人生路上的沧桑浮沉呢？
　　 史铁生说有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前两个都是关于生死的。其一便是“要不要去死”，这与莎士比亚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问题”（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the question.)如出一辙，不过他已经解答了，“破帽多情却恋头”，即便生存有多痛，终究得活下去，他不会选择提早把自己送给死神的这条路。第二是“为什么活”，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像藤蔓一样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他在《写作之事》中已提到：“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他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于是，为了活明白，他必须要清楚生活的目的。余华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可他呢？他只知道自己活着不是为了写作，但写作是为了活着。尽管零二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授奖词这样评价史铁生：“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但是这也并不能说明写作是史铁生人生的目的，连他自己最终都不明其果，只得说“活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他不知这是否是在搪塞自己敷衍自己，可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不过人到底又该怎样活呢？这个问题似乎比长期困扰史铁生的那两个更加棘手更难以诠释。孔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可他并没有告诉后人应当如何去“知生”。史铁生也知道其问之难，“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于是他仍然到地坛中去，希望这位静邃渊沉的老人能够指点一二，使其最终醍醐灌顶。然而在这一点上，地坛没有明确回答，园里的古柏依旧镇静地站在原处，园中的四季仍然循着自己的轨道不慌不忙不惊不怖地走着，它们似乎对所有的都不闻不问，倒有点“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的味道。
　　 其实地坛在以处变不惊的态度暗喻着一切，她安排了众多的人出现在史铁生那时的生命之中，虽然都是过客，却隐含着问题的答案。一对十五年后步入老年的中年情侣，他们相濡以沫共度一生；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不知是否在后来交上了好运；一位喝酒的老人，姿态随意放浪不羁；一位捕鸟的汉子，痴等着一种可能再也捉不到的飞鸟；还有素朴优雅的女工程师，被埋没了的长跑健将，以及弱智姑娘和她的哥哥。这些人的生活或喜或悲，或平静或跌宕，或有激动的际遇，或有遗憾的叹息，但他们都坦然地应对，过去的一笑了之，只在地坛里享受一时半刻的宁静清幽，最后就像雪泥鸿雁一般杳无踪影，只为史铁生增添了一份记忆的盛筵。
　　 他们虽然消失在无涯的时间荒野之中，但终究还活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有他们活的方式，他们活出了他们的滋味，诚如史铁生自己所说的“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⑤，他们至少品出了这股子“劲儿”。那么是什么“劲儿”呢？智慧的悟性引领他找到了救赎的道路，这便是史铁生至少在十五年中所悟出的“该怎样活”的答案：“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是的，自觉生活与己无关，当然无法进入生活；而过于进入生活之中，则像佛语所说的“住色生心”一般，难以逃脱心中的罣碍。与生活保持若即若离的姿势，这，就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与生活保持距离，也就与生活的苦难保持了距离。叔本华曾言“生命本身就是满布暗礁和漩涡的海洋”⑥，那么我们在海岸上徘徊，不仅不会遭受大海上的巨浪，而且还能拾到鲜艳的贝壳，不是吗？当然这并非是说逃避苦难，苦难之多让人无法逃避，这只是解决苦难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方式。因为世界上苦难永存，缺少困苦的世界不为世界，苦难一消失，人间的戏剧便将收场。史铁生经受了无穷的痛楚的磨砺，他在二十岁便因病截了双腿，又被命运击昏了头，到后来失去了母亲。
　　 谈及母亲，史铁生用明净细腻的文字把母亲对他的爱写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动万分。在他看来，他所罹患的苦，与母亲所遭受的，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母亲无言地帮儿子坐上轮椅，又目送他远去，还因为不放心而经常去园中寻找他，但母亲最终在四十九岁时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往事历历在目，当史铁生明白了对母亲曾出过的一个难题后，他只能在雾气弥漫的早晨，抑或骄阳高悬的白昼里，整理歉疚和遗憾的心情。“子欲孝而亲不在”，母亲是苦难的承担者，却未能享受到儿子成功的喜悦，史铁生“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其实，母亲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是对史铁生命运的启示，启示他面对苦难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因不失其亲”，如今母亲去了，所能够依靠的只有他本人，但他毕竟学到了，学到了如何对待生活的残酷，如何处理生命的落差——“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老子》就曾指出“天下皆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尼采干脆说“恶原本也是善”，这世上，浅浮与美丽并在，高尚与丑陋同存，这就是生活，人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
　　 《我与地坛》用蘸满了苦难的墨水，在史铁生好思的头脑中转换成了宇宙的哲学，含情沉挚，意蕴隽永，聆之似闻韶乐，读之如沐春风，使人感动至深，受益匪浅。这当然与史铁生的思考不无关系。有人说他爱好悟道玄思，并且擅长此种。玄思是什么？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所指的当然是他孜孜以求的“道”。青城山有副对联写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史铁生所思的道是什么呢？是万物？是自然？庄子提出过“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⑦，意思是说天地万物都有本质上的相似点，这相似点又是什么？我想，难脱一个生死之观，轮椅上的史铁生经历了生的痛苦和死的淬炼，终于想到了人面对脆弱的生命应该何为。他以澄澈的思想，高深的悟性，明朗的眼界，睿智的言辞，必将使这篇作品“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注：
　　① 卢梭《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
　　② 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
　　③ 葛洪《抱扑子.内篇.论仙》
　　④ 扬雄《法言》第十二卷《君子》
　　⑤ 史铁生《答自己问》
　　⑥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⑦ 庄子 《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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