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如何调节现代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

康德如何调节现代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
康德如何调节现代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

康德如何调节现代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
如果知识来源经验主义知识只能是偶然个别的没有普遍性,如果知识来源于理性只能得出大前提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其矛盾就是关于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康德回答知识开始于经验,但不完全来源于经验.这就是关于先天综合判断.康德哲学比较晦涩,有兴趣可以看他的书,这才能明白他的思想,初学者推荐看邓晓芒教授写的《康德哲学讲演录》.

摘 要：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坚持反对“二元分离”，并努力论证“思维对对象的创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启发人们改变传统的本体论，由此对历史、文化、教育领域的研究破除“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思维方式具有有重要方法论价值；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则致力于为文化科学奠立基础的纲领，它着重于先验心理和价值问题的研究，考察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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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坚持反对“二元分离”，并努力论证“思维对对象的创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启发人们改变传统的本体论，由此对历史、文化、教育领域的研究破除“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思维方式具有有重要方法论价值；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则致力于为文化科学奠立基础的纲领，它着重于先验心理和价值问题的研究，考察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思想和方法对确立人文科学方法论和理解“文化教育学”的观点和方法具有基础和前提作用。
关键词：新康德主义；人文科学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

新康德主义的产生有着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产生基本相同的思想文化基础和社会历史背景。它实际是由若干理论上各有特色的哲学流派构成。这些哲学流派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都企图通过复兴和重新解释康德的有关理论来建立自己的体系。鉴于康德在明确批判“二元分离”的近代理性主义、强调认识主体方面的重要地位，为了探寻教育研究主体对教育研究对象构建关系的方法论，我们有必要考察对康德哲学继承发展的新康德主义在有关方面的哲学思想。并且，由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阐释中，存在着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重视，而对康德开创的认识论或者主体性理论忽视上午倾向，导致长期以来对新康德主义的否定态度，甚至把它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理论体系，以至对其中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理论研究、挖掘不够。从构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的任务出发，有必要考察新康德主义的有关思想理论及其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一、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主客统一”观点及其方法论启示
新康德主义既反对将康德的“自在之物”融化于绝对精神之中，更反对将康德的“自在之物”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它的根本立场是进一步发挥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康德的“哥白尼变更”所体现的对主体的创造作用的强调，按照19世纪下半期的生理学、数学、逻辑学等科学发展的新成就，论证康德关于主体创造客体的理论和先验论。同时，它接受同一时期的其它哲学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和唯意志主义关于主体的创造作用的思想，把它们与康德的有关理论结合起来。
新康德主义的开创者F.A.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在其《唯物主义史》中表现了康德的基本哲学倾向，同时又对康德哲学做了重要改造。他首先抓住了康德哲学关于主体与客体、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关键，他认为康德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超越了在主体以外设定一个自在实体的学说，尤其超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我们可以把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看作是永远消除唯物主义而又不陷入怀疑论的光辉的尝试。”[1]
朗格没有否认唯物主义的合理性及其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价值。他认为，就精确地认识现象世界来说，唯物主义还是保有自己存在的权利。但是，他认为唯物主义企图用物质的运动来说明意识、认为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意识必然依赖于物质，这是错误的，因为无法说明。“不管怎样明确地指出意识完全依赖物质的变化，外部运动对感觉的关系仍然是无法理解的。对此做的说明越多，所暴露出的矛盾也越多。”[2]
朗格认为，康德以前以及以后的唯心主义也有一个根本性错误，即把意识本身当作纯粹存在或绝对原则，由此出发建立了整个世界，这样势必把意识和物质、主体和可体以及现象与自在之物看作是同一的。这些观点基本都是再现了康德。但是，朗格进一步用19世纪上半期生理学唯心主义作为“科学材料”来论证这些哲学观点，并进一步否定了康德“自在之物”的客观存在。
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利用19世纪下半期以后的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最新材料，来进一步论证和发挥康德哲学。马堡学派对康德哲学改造的主要表现，是撇开康德哲学中的先验心理倾向，发挥其先验逻辑倾向。在对康德关于理论理性的解释上存在着先验心理和先验逻辑两种倾向，朗格为代表的早期新康德主义主张第一种倾向，马堡学派则代表第二种倾向。所谓先验心理就是认识主体存在着心理上的一定先天结构和形式，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科学知识是以人的这种先天心理结构为转移。马堡学派反对这种先验心理的思想倾向，他们认为，康德的心理主义是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的表现，因为这种心理主义既有可能把心理意识活动的对象当作是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而导致自然主义，也有可能由于把心理意识活动的对象归结为主体的先天能力而导致主观主义。他们要求排除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从而也要求排除心理主义。马堡学派的先验逻辑倾向主要表现在，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并进而阐明包括道德、艺术、宗教在内的其它一切知识部门的可能性，揭示它们的逻辑前提，发现各门学科的一般逻辑结构。各学科尽管研究对象不同，但是都有共同的逻辑结构。哲学就是要探讨这些逻辑结构，而不是探究认识的心理基础或具体的方法。哲学就是科学认识的逻辑，或者说纯粹认识的逻辑，而这种纯粹认识的逻辑就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方法，即先验方法，它是一种把认识、科学事实、存在当作是意识、思维不断创造的发展过程的方法。
马堡学派对康德哲学的改造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从先验方法出发，重新解释“自在之物”概念，并进而批判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把全部认识活动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创造。康德的“自在之物”是客观外在的思想，与其时空观和因果性等范畴是先天形式相矛盾。马堡学派排除自在之物是外部客观实在的意义，发挥其不可知论的意义，并由此出发，发挥了康德关于灵魂、世界和上帝等理性观念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思想，因为理性在企图论证它们时必然陷入矛盾，它们超出于人的知识能力范围以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堡学派还把理想的社会制度当作自在之物，认为它们只能作为理想，在现实社会中不能达到。
马堡学派更经常地把“自在之物”当作一种调节原则，它连接经验材料，调整人的认识，但是它本身并不能提供认识，它是一种观念，而不是实在。马堡学派不否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的存在，但是认为作为认识和科学对象的“自然界”是由主体所认识、由数学和自然科学所阐述的，同自然科学一样，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存在始于思维，思维是存在的开端，思维应当而且可以在自身中发现存在。思维是本源性的，没有任何东西给予它，它的一切均由它自己创造和设定。它既创造了对象世界的形式，又创造了其内容。“思维不能产生于自身之外的某个地方，纯粹思维应当从其本身中产生可以认识的东西。”“思维本身就是自己活动的目的和对象。”[3]
马堡学派在思维创造对象这个理论上的论证是相当完整的。认识到康德体系中没有将“先验综合”中的“先验”的解释摆脱其神秘性，马堡学派又进一步用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为“思维创造对象”做了阐释。他们认为，纯粹思维利用数学和逻辑创造对象世界。他们进一步发挥康德关于一切自然科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包含数学的思想，认为现代自然科学就是数学的自然科学，而无穷小则是数学的基本概念。无穷小是一切数的基础，实际上也就是自然对象的基础，它从时间、空间以及一切其它性质方面决定对象。数是一切自然和社会的对象的基础，那么数学方法必然是一切科学的基本方法。马堡学派作为新康德主义的先验逻辑学派，对逻辑问题给予了很大注意，认为纯粹思维利用无穷小概念演算来创造各种理论时，必须依据某种逻辑前提，利用某些有普遍意义的逻辑范畴和规律。这些逻辑范畴和规律是事物实在性的标准，也是任何科学原理的真理性的标准。逻辑范畴和规律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纯粹思维的创造。这似乎是重复了康德“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知性创造自然对象并给自然以规律的观点。但是，马堡学派与康德不同，在思维创造对象问题上比康德走得更远，康德在一定程度上还承认知识的内容具有客观来源，马堡学派则认为知识的形式和内容均出于纯粹思维的创造。
由上可以总结出马堡学派在这个观点上的三个特点：第一，强调理性思维和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第二，主客体关系上的主体对对象的创造，突破“二元分离”的思维方式；第三，思维或者先验方法的“先验性”，没有在主客体关系上理解思维或者先验逻辑的来源。其中强调思维对对象的创造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马堡学派将这样的思维方式运用到道德、艺术、宗教等其它部门，更具有合理性。问题在于，马堡学派坚持先验论，没有说明“先验方法”和具有创造对象功能的思维的现实来源；对思维创造自己的认识对象绝对化，又没有区分在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方面和在道德、艺术、宗教等其它知识部门中这种思维创造和先验逻辑作用的不同，否定了自然科学对象的实在性一面。有人认为，马堡学派主张“思维和存在（自然界）、主体和对象是同一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思维内部、主体内部的区别，思维、主体是第一性的，而存在（自然界）、对象则是第二性的”[4]。这其实有所误解，其将马堡学派的认识论观点中的主客体关系理论放到本体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考察，是不适当的。
总起来看，朗格和马堡学派的观点集中在解决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概念基础上解释主客体的关系，并且像康德一样，有着明显的自然认识的倾向，他们所说的对象，主要指的自然界性质的对象。尽管马堡学派也将思维创造对象的主客关系思维方式运用于道德、艺术、宗教等部门，但是并没有重视这些对象与自然界对象的关系。由此决定了，他们的主体哲学带有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并且由于他们特别强调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科学主义倾向也是十分明显，这或许就是有人将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划归科学主义思想流派之一的原因。但是，必须看到，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坚持反对“二元分离”并努力论证“思维对对象的创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正是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启发人们改变传统的本体论。这些虽然是在主体与自然界客体关系中论述的，有着明显的康德式的以认识自然为主旨的认识论模式，但是对历史、文化、教育领域的研究破除“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思维方式仍然有重要方法论价值。
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历史科学方法论”
如上所述，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虽然也把阐明道德、艺术、宗教在内的其它一些非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部门可能性作为哲学的任务，但是他们主要致力于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奠立基础的纲领，注重于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研究。与他们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则是致力于为文化科学奠立基础的纲领，着重于先验心理和价值问题的研究。尽管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都是从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主体出发，都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均表现出一定的科学主义的倾向，但是考察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思想和方法对确立人文科学方法论和理解“文化教育学”的观点和方法具有基础和前提作用。
在继承和改造康德的先验论以及重新解释康德的“自在之物”方面，西南学派与马堡学派是类似的。但是在具体方法和关注点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马堡学派把客体当作主要研究对象，从对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发挥了康德的先验逻辑学说；弗来堡学派则把先验主体本身当作主要研究对象，从主体的研究出发来研究客体及其与主体的关系，发挥了康德的先验心理学，把先验主体对于对象（包括自然和文化对象）的评价当作统一全部哲学的基础和解决全部哲学问题的标准，把文化历史事件的评价当作哲学的主要内容，把康德的自在之物当作是应当如此之物。”[5]所以，西南学派最为重要的是其价值论和与之相关的关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相区别的观点。
（一）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价值论及其启示
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创始人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不同意当时在德国存在的对哲学地位和作用的两种看法：或者把哲学完全归并到专门学科中去，或者把哲学归结为哲学史研究。他既反对把哲学看作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的倾向，也反对用专门学科取消哲学的企图，而是认为哲学以研究宇宙人生的“最一般的”问题为自己的专门研究对象；主张将哲学从研究对象是什么转移到研究事物应该是什么，即由判断问题改为评价评价。“哲学绝对不能脱离价值的观念，它总是强烈地、明显地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6]
文德尔班强调价值和价值判断，但是他却强调的是“普遍价值”，而不是像唯意志论者尼采的理论所代表的那样，即企图把个人当作价值的最高标准。他认为像尼采那样的无限制的个人扩张观点，一定会回到一种价值相对主义，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任何价值都没有普遍意义，惟有“超人”才是价值的决定者，“超人”不承认任何价值标准，不论是逻辑的还是伦理的。这种无限制的个人主义，最后定要走上自我专断。文德尔班概括地表述了自己所理解的哲学：“相对主义就是哲学的取消和死亡。哲学只有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科学才有生命力。……哲学以具有普遍价值的那些价值为自己的领域，为自己的问题。这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是文化和文明全部功能的组织原则，是人生一切特殊价值的组织原则。哲学解释和描述这些价值，只是为了对它们的价值加以说明；不把它们当作标准。所以，哲学要把自己的任务发展为“制订规律”，但这不是任意专断地颁布规律，这些规律是它发现并把握了的规律。当前的运动内部虽然有着分歧，但它的目标似乎就沿着这条途径去赢回伟大时代德国哲学的重要成果。”[7]
这段话集中表达了文德尔班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关于哲学的目标、哲学的原则以及自己的哲学与那种自我中心的哲学的区别。
文德尔班提出了一个“标准意识”概念作为价值哲学的真正前提，作为对意志、情感全部经验进行评价的绝对中心。所谓“标准意识”，就是对实际意愿和理想标准相符合的意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意识，只有价值标准，那么价值标准还是一个死的，还不能对实际经验进行评价。有了这样的标准意识，就可以把价值标准用来衡量一切实际经验，构成全部哲学体系。文德尔班认为，价值哲学不但能够用“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这个标准统一起来，而且它和实际生活也有密切联系，是与活生生的现实知识、全部生活的丰富内容处于不断交流之中的。价值哲学不但是受益的，而且反过来对文化的发展也做出自己的贡献。它能加强人的信念、提高人类的最高理想，并对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其发人深思的见解。这些信念、理想或者见解可以通过价值概念的整理和规定，获得严密的科学形式。文德尔班还进一步论述了价值哲学对专门科学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价值哲学与其它科学之间的这种关系清楚地表现在逻辑的发展中。现实中存在着可认知和可评价两个方面，那么，理所当然就存在着两种方法和两种逻辑：判断逻辑和评价逻辑，判断中必然存在评价。由此，文德尔班不再像康德那样把范畴看作是理性所固有的规范功能，不再是理论理性构造对象的手段，而是把范畴看作是评价的标准，人们以这样的标准来规定事物的适用范围、作用的界限。
文德尔班代表的西南学派的价值哲学，对探讨教育研究主体问题的意义在于：启发我们注意了研究主体在研究活动中的主体价值观念问题、注意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体现的教育实践主体的“普遍价值标准”、注意了个人教育价值观与普遍教育价值观在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中的关系问题、注意了“教育事实研究”中的价值影响问题。如果说西南学派这些方面的思想观点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那么，他们关于科学分类的思想更是具有方法论意义。
（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学科分类思想及其方法论意义
关于科学的分类，直到目前在国际学术界还有争论，这与对“科学”的定义和科学分类的标准不统一有关。通常说有英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和含义较广的德国的科学概念。德国人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并系统探讨它们的特征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应该始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
科学分类的思想早始于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亚里士多德先是根据知识所包含的目的不同，将知识分为三大类：理论的、实践的和创制的；在另外的一些著作中，他再次根据研究的对象不同，对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进行了划分。“理论学术为学术所共尊尚，神学尤为理论学术所共尊尚；每门学术各因其所研究对象之高卑为优劣，而神学所探索者，固为世界上最崇高的存在，是以优于一切学术。”[8]
对近代科学做出分类的是弗兰西斯.培根，他是以人类理性的能力作为科学分类标准，将科学分为记忆科学、想象科学和理性科学。到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中的科学分类，基本上是按照培根的分类方法为依据。19世纪中叶，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科学分类，是以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为标准，把科学分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并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恩格斯在谈到科学分类时说：“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运动形式或一系列彼此相属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科学分类的重要性也在这里。”[9]表面上看，恩格斯的分类方法与孔德的是一致的，但是恩格斯认为，孔德的分类方法是为了安排教材和教学，孔德认为，这些学科不到一门教完就不能教另一门。恩格斯批评说：“一个根本正确的思想被数学地夸大成胡说八道。”[10]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根本正确的思想”就是按照物质的运动形式来划分科学的思想。
总起来看，传统的科学分类是以研究的对象为标准的，培根按照“人类理性能力”的科学分类，实际也是按照对象对人类理性的能力的要求来划分的。西南学派一反这种传统，提出一种凭主观态度、主观评价来进行科学分类的方法。文德尔班以其价值哲学为方法论基础，以研究的方法和目的不同，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经验科学的性质，是自然研究和历史学所共有的，也就是说，二者都以经验、感觉事实为出发点，从逻辑上说就是作为推论的前提。”[11]
同一对象可以同时既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是从研究的方法和目的来说，二者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自然科学所利用的是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目的是探寻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历史科学或者文化科学所利用的是对特殊的、具体的事件进行描述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中。文德尔班讲“历史科学”，而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这里体现了，在方法论上，西南学派的这两个先后相继的代表的观点略有差异。文德尔班反对按照研究的对象来对科学分类，而李凯尔特则认为科学既可以从它所采用的方法或者说从形式的观点来分，也可以从它研究的对象的角度，或者说从质料的观点来分。正是质料分类的原则，李凯尔特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这样，就使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文化科学不只是研究“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推演到了一切文化现象。按照李凯尔特的观点，自然是指那些在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综合；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的，或者虽然早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保护着的东西。自然的东西不具有价值，可以不从价值的观点来考察；而一切文化产物则必然具有价值，必须从价值的角度来考察。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12]
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强调价值、强调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文化科学）的区别、强调自然科学研究和文化科学研究的目的与研究的方法的不同，对于重视研究的主体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传统的重视研究中的对象、排斥或者无视主体的自然科学认识模式所不及的。但是，这一学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四：
第一，他们虽然创造性地区分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或者文化科学，但是仍然是
和马堡学派一样，致力于为科学奠立基础的纲领，强调的价值是一般的、普遍的价值，没有看到价值主体的层次性和价值主体与所代表价值的可分离性；
第二，尽管强调了历史现象或者文化现象的独特性在于其价值性、是人按照一定
的目的生产出来的或者人们根据价值选择保护的，但是在对待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客观主义研究倾向，要求站到普遍价值的立场对待历史文化现象，而没有强调从文化生产者或者历史活动主体的角度去理解、体验历史文化现象，忽视了多视角、多元价值观的问题，忽视了评价主体和价值主体既可以是分离的也可以是同一的复杂关系；
第三，也是最为根本的，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基础上
的，所以，无论他们说的自然现象还是历史现象，都是一种观念的产物，他们的主客体关系是观念上的主客体关系。虽然文德尔班的价值哲学中也谈到价值哲学与人的现实的文化活动的关系，但是这种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仍然是限定在人的观念领域里的“事实”，不能说明“价值”和“普遍价值”的现实基础，仍然是一种“先验”的东西；
第四，无论是文德尔班的“历史科学”还是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都没有
区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是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这必然把可以采取“价值中立”态度，客观地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予以否定。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笔者不同意那种把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历史科学或者文化科学称作“人文科学”、把他们的历史研究法和文化研究法叫做“人文科学”方法的看法。[13]只能说，他们的价值哲学观点，以及建立在价值哲学基础上的关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观点，重视了主体的价值观和历史或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这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具有一定价值。
注释：
[1]F.A.朗格：《唯物主义史》第2部分，第237页。转引自刘放桐编等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2]F.A.朗格：《唯物主义史》第2部分，第157页。
[3]柯亨：《纯粹认识的逻辑》，第13、29页。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4]见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5]同上，第83-84页。
[6]文德尔班：《哲学概论》，第40页。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7]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科书》第680页。转引自《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22页。
[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10]同上，第150页。
[11]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转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着选辑》，第58页。
[12]参考朱红文著：《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13] 同上，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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