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今年《读者》第15期的一篇文章《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粘贴到答案里,不要发网纸,要和读者原文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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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今年《读者》第15期的一篇文章《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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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因朝向,
所以死有二态,
泰山之上,
鸿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鲁诺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却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分裂肢体,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虽然两人皆为威武不屈的殉道者,但所殉的“道”大不相同,中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也由此显现.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火文的老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45岁).后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方孝孺等则死保旧皇帝.到那时为止,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说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先有1401年德国人库萨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后有100年后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年),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并提出宇宙无限论.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发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后来又被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7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晟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且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例如哥白尼慑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而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殉身.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本人是人类进步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再退后到公元前300～前200年间.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当其时也,中国热门的新学是“纵横学”,苏秦、张仪等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极尽纵横捭阖、权谋计术之能事.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地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许多人总是举出四大发明、精湛技术,还有祖冲之发明圆周率早于西方人1000年等.事实上,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唯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力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一方面发明文字狱禁锢思想.结果的差异可想而知.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历史上的士,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和朝廷.

《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皆因朝向，
所以死有二态，
泰山之上，
羽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鲁诺他们两个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却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凌迟处死，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二是他们二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在我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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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皆因朝向，
所以死有二态，
泰山之上，
羽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鲁诺他们两个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却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凌迟处死，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二是他们二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在我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对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为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四十五岁)。建文四年，燕王棣打到南京，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到那时为止，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斯多德教条的新教。
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学生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200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
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
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还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你要的是这个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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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先有1401年德国人库萨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后有100年后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年)，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并提出宇宙无限论。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发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后来又被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7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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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先有1401年德国人库萨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后有100年后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年)，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并提出宇宙无限论。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发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后来又被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7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晟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且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例如哥白尼慑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而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殉身。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本人是人类进步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再退后到公元前300～前200年间。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当其时也，中国热门的新学是“纵横学”，苏秦、张仪等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极尽纵横捭阖、权谋计术之能事。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地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许多人总是举出四大发明、精湛技术，还有祖冲之发明圆周率早于西方人1000年等。事实上，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唯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力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一方面发明文字狱禁锢思想。结果的差异可想而知。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历史上的士，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和朝廷。
回答者： KKLQY - 高级魔法师 七级 2009-8-15 18:02
《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皆因朝向，
所以死有二态，
泰山之上，
羽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鲁诺他们两个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却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凌迟处死，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二是他们二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在我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对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为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四十五岁)。建文四年，燕王棣打到南京，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到那时为止，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斯多德教条的新教。
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学生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200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
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
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还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勾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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