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明天考论文,题目就是辛亥革命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的意义,2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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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中国历史上,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中国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元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并未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后,真正的民主和共和并没有得到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君臣关系是汉代董仲舒以来中国思想中“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因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除了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之外,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因此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会进一步出现“全盘西化”的思想.
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但是封建思想和传统价值观念并没有被清除,在以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进一步提出了打倒孔孟思想.直到今日,一些封建思想,还在人们的脑子里,在中国大陆,还是实行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一些封建帝制时期的价值观仍然以不同的形式起着作用.在台湾,1990年代后,尝试推行了所谓民主和共和的体制,但往往过于地方功利,也令人看不到民主的未来.
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加上民主主义没有得到成功地施行,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为然,此外尚有国家社会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会在民初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使得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共使中国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积极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对边疆地区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革命组织,多以汉族为本位.他们提出“驱除鞑虏”后所建的民国,往往指单限于以汉族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义时所用的十八星旗即为佐证)；东北、内、外蒙、新疆与及西藏都被排除在外.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权威下降,自顾不瑕,列强更趁机支持边疆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如俄罗斯支持外蒙古独立（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自此该地区开始了脱离中国的进程.
1910年,清朝借故由赵尔丰率两千军队,强行驻扎于拉萨,达赖喇嘛因此前往印度避难,而清朝则再次取消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在大吉岭的达赖喇嘛开始与英国人接触,希望通过英国、印度的帮助,使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发生兵变,赵尔丰在四川被杀,驻藏军队也采取行动,抓捕了清朝的驻藏大臣,但在随后与藏军的冲突中,被缴械投降,后全部被遣返内地.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而达赖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了他对西藏的全权统治,这份声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独立宣言”.内地对西藏的影响急转直下,而后西藏各地产生了“驱汉事件”.为了防止内地军队再次入藏,噶厦政府开始从英国购置军火,绝大部分藏军都被部署到西康,这也导致西藏北部疆域无法得到有力的维持.由于军费开支的猛涨,更加剧了西藏的内部矛盾.中华民国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对西藏主要采取外交策略,特别是在国际场合不断地强调对西藏的主权.英国尽管不支持西藏完全独立,但西藏还是对其抱有很高的期待,1914年,双方签定协议,西藏将“东北边境特区”割让给了印度,也就是现在的阿鲁那恰尔邦,对于此协议,中华民国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拒绝承认.
在马来亚的影响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
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份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基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启开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维系关系的主要指导源泉.由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数以千计的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并在个方面给于孙中山金钱上的援助革命.同时这种思潮也带著反对外来殖民势力的意念,一直发展下去.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孙中山革命成功后,在1912年8月13日成立国民党.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许可后,便在马来亚成立国民党马来亚支部.由于英国当局认为非与英殖民政府对抗,1912年12月18日,又许可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国民党在马来亚继续作合法活动,直到1925年其注册被吊消,理由是未根据社团法令提供所需的资料.虽然如此,国民党的活动未停止,而是继续秘密地存在.而国民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为日后的抗日战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运动等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评价
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但随著民国政治的混乱,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辛亥革命的成就评价开始受到质疑,如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点出了革命并未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带来改变和进步.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而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个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基础.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其后马克斯主义史学的史家,多把辛亥革命视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亦即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所需要的前一阶段的革命.这种以视辛亥革命为正面意义的想法,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都是主流的观点.
一直要到了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才开始有人对这种以革命是正面甚至是“革命崇拜”的想法作出反省,例如中国的思想史家李泽厚、刘再复等人,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保留君主的渐进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国在稳定中发展,袁世凯、康梁、严复、杨度等君主立宪的主张比孙中山更适合于当时的中国.台湾的历史学者也开始对国民党加诸于“辛亥革命”的一些“神话”作消解,重新评估辛亥革命的价值和作用.
西方学者,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很多研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是上一场失败”. 高慕柯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散尼尔·佩弗（Nathaniel Petter）对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试图建立起的共和整体给予很低的评价：“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