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宗教对中国的影响?（历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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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破除封建恶习
⑴阻止杀婴 中国自古就有杀婴的恶习,尤其对女婴更是如此.基督教关于生命神圣及男女平等的思想大大加快了社会陈旧观念的改变,今天这种恶习已经很少看见了.
⑵废除缠足 缠足这一恶习在中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中,妇女将脚趾（除大脚趾）用布紧紧裹起来,使每只脚上的四个小脚趾向下折曲,抵住脚底的肉,阻止脚趾长大.慢慢地,脚后跟被迫向下,脚背隆起,看上去像一个握紧的拳头.裹足会导致脚肉腐烂,脚底大面积坏死,严重的时候脚趾会一个个掉下来.中国妇女如此摧残自己的目的只有一个：取悦男人.今天世人都知道这种行为的愚昧无知,可是在当时这一残酷的恶习深受欢迎,甚至那些受害者也盲目赞同.19世纪一些传道士努力想解开女孩脚上的布,但当他们转身刚走,那些中国母亲们立刻又给缠上.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缠足这一恶习终于被中国政府废除.基督教文化对这一恶习的废除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如林语堂所说,“基督教传道士用十字架废除了裹小脚”.1912年后,这一恶习仍苟延残喘了至少十年,格蕾蒂斯·艾伟德（详见下文）在山西传教时就曾担任过“缠足督查”.
⑶创办女校 中国古代有句俗语：“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家长很少同意女孩识字读书.这一恶习导致聪颖善良的中国女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过着目不识丁、地位低下的生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禁锢,首开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此后,随着传教士的增多及向中国内地不断传教,越来越多的女童接受启蒙教育,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
廿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此后,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该校于1913年由美国教会美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和基督会联合创办.大学办学中设置过16个四年级学科,包括中文、英语、历史、社会、音乐、体育、化学、生物、家政以及医学专科等,在国内外享有声誉.从1919年到1951年,毕业人数为999人.
⑷禁包办婚姻 中国古代盛行包办婚姻的恶习,正如俗语所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孩必须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在婚姻中没有任何选择权,完全是封建恶习的牺牲品.随着基督教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文化的传播,包办婚姻的恶习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今天,在中国《婚姻法》中已经明确禁止了包办婚姻.
⑸破除崇拜偶像 偶像崇拜在中国古代相当盛行,由于文化水平低下,认知能力的有限,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民众只有将希望寄托给泥塑木雕的偶像上.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其禁拜偶像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孔以及其他宗教的仪式发生了重大冲突,甚至因此被禁教.但是基督文化不单是一种宗教文化,它与近现代文明的传播相伴而行.随着普及科学文化,开启民智,倡导民主共和的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破除偶像崇拜也在一定范围内为人接受.尤其是一些历史伟人（如孙中山、洪秀全等人）公开反对偶像崇拜,使破除偶像崇拜的观念在主流意识领域为民众接纳.
⑹废除一夫多妻 在中华民国以前,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的一夫多妻制.受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婚姻观和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中国妇女终于摆脱了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羁绊,开启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1930年民国政府公布《民法》,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
除上述的各种封建恶习外,其他还有如算命、烧纸、欺负孤儿寡妇等恶习都在基督教影响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2、树立科学与民主观念
明末清初,中国还沉睡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近代科学无疑是最先敲醒中国这头沉睡狮子的砖头.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对天文、数学、物理、哲学以及历史等学科进行了详细介绍和传播.
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品——近代科学.利玛窦作为来华的第一位西学代表人物,他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1601年他向明神宗献报时自鸣钟、雅琴、万国图志等礼物获得在京永居权,此后大量著书介绍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理化等方面知识,如他与中国人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勾股义》,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等,他的《山海舆地图》经校阅增补后,以《坤舆万国全图》之名多次刊印.他还著有《交友论》,在书中介绍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捏卡、奥古斯丁等西方哲圣,他还做《西国记法》、《西字奇迹》、《西琴曲意》等书传授西方的其他知识.
紧接其后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人,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以及医学等部门科学都做了大量介绍.比如汤若望在其所著《历法西传》2卷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以及伽利略的新发现等.其编制的《西洋新法历书》100卷,直到今天也是中国编制农历的基础.南怀仁曾编撰了数种地理学著作、绘制了数种地图,如《御览西方要纪》、《坤舆图说》、《坤舆外纪》等,它们成为17世纪地理学和地图学在中国发展的标志.南怀仁在《仪象志》和《穷理学》两部著作中,介绍了力学基础知识,包括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强度、单摆、自由落体运动等知识.同时还介绍了光的折射和色散方面的知识.今天在北京古观象台还陈列着他设计监制的仪器.
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为方便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他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创办第一份中文月刊,开办第一家教会学校“英华书院”,又与人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1863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并使中国第一次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该书受到恭亲王奕䜣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
与此同时,以奕䜣、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看到西方的科学确实先进,认清历史发展潮流,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近现代化企业,总局下设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用以介绍西方知识,以及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并聘请了许多外国人才进行翻译和教学工作,其中最有名的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详见下文）.在1868年-1907年之间,总局译书达160种,除以军事科技为主之外,旁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其所翻译书籍的水准,被认为超过晚清数十年其他翻译书籍的质量.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传教士大量普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气息.他们宣讲基督的福音,强调人人平等的关系,启蒙民主政治理念,开展教育和慈善事业,这一切都给封闭许久的中国人民带来了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和决心.受基督教中文传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科举失败的洪秀全加入明室后代朱九畴所创立的上帝会.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摧枯拉朽般将本已病入膏肓的清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眼见清政府已无出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希望中国效仿英国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介绍了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影响很大,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颇深的孙中山、宋教仁等人领导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此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就是民主和科学（也称“德先生”和“赛先生”）,其根源还要追溯到基督教传教士的思想文化启蒙.
3、培养现代人才
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教士就开始为中国培养科技人才,最早应从明末利玛窦培养徐光启开始.清初汤若望等人培养的一批中国科技人才在鳌拜大兴“历狱”中惨遭杀害.
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英华书院”,该校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校内以中英文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1847年4月,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留学,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黄宽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其归国前即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数年后由其提出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得以实施.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是一位叫金雅妹的孤儿,她由美国传教士携带和资助,188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
1862年清政府为培养外交人员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最先设英文馆,次年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再后又增设德文、日文.馆中教习均聘外国人,其中大部分外国人是传教士.1867年增天文算学馆.1869年聘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总管校务近三十年.京师同文馆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人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1898年,丁韪良又担任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1901年,在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他认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排外事件.1902年,清政府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
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面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罗斯福总统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7月11日,美国正式决定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清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几百年来,外国传教士为中国培养近现代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漂洋过海、背井离乡、风餐露宿、呕心沥血,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其行为和精神可敬可佩,真正彰显了基督的博爱精神.今天的人们可能不知道或不理解他们的无私行为,或总是企图附加一些自私的念头给他们,因为他们不理解什么叫基督精神.中国能从封闭落后走向文明开化,中华民族能得以复兴,基督教传教士之功不可磨灭.
（三）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
1、学校
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1882年由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登州文会馆.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庚子事变后,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1919年美国和英国四个教会创办了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为美国南北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2、医院
基督教会从马礼逊开始就一直采取医学传教,他们对贫民免费看诊及赠药外,并在各传道据点建立医院或诊所,其中亦不乏医术高明的宣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主持的广州眼科医院开业,可视作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起点.该医局一直为广州及其附近的老百姓免费治病,赢得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好感.1859年1月,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并担任院长达44年之久.他曾声称：“为了基督,要爱病人如同爱弟兄.”他不辞辛劳地为人治病和传播西方医学科学,一生共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万人次,培训西医150 人,编译西医、西药书籍34种,为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美国喜嘉理牧师于1883年到香港,常往广东恩平、开平、新宁、阳江等地乡村传教.他“曾习医学,每下乡时,必俱备药料,救人疾危急,施药传道,两尽所能.”教会医院一般都拥有较高水平的医生、较好的设备、药物和护理条件,受到中国富有居民的青睐.医院则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对富有者收取高额费用,但对贫苦的教徒,则减免其医药费用,以博取他们的好感方便传教.1903年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汲县创办的“博济医院”落成.该医院为扩大影响,宣布“贫困病人免费医疗”,前来就诊的病人逐渐增多.1920年新医院竣工,博济医院迁此,改名惠民医院.1920年,河南彰德一代发生特大旱灾,灾后人穷病多,加拿大差会办的广生医院为群众减免费用,治疗疾病,优待产妇,设澡堂让妇女洗澡.1938年,广生医院门诊治疗病人11316人次,其中4776人为初诊,2645人接收免费治疗.截止1937年,中国一共有254家宣教医院,现存比较有名的有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即美国传教医生伯驾于1835年创办的眼科医局）、武汉协和医院（溯源于1866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在汉口建立的“仁济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前身为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出资创办的圣教医院）等.
基督教在华举办的医疗事业,其作用和影响实际上超出了宗教和治病的范围,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和社会风俗的改良均有着积极的意义.
3、慈善机构
早期基督教在中国曾创建各种辅助弱势机构,如孤儿院、盲哑学院、养老院等.由于历史原因,具体数字已不可考,个别散见于名人传记中.基督教早期在中国曾建立多家教堂,因为反对弃婴,珍视生命的教义,许多教堂都设有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如1877年李提摩太在太原修建了教堂和耶稣医院,还设立了小学和孤儿院.1896年,英美会为纪念女医生福吉丽,在成都四圣祠创办了第一家育婴堂.1910年美部会传教士夏呤美女士在福州岭下里创办福建基督教孤儿院等.有的传教士开设盲哑学院,如傅兰雅在上海开办的上海盲童学堂.
除基督教传教士分散的慈善行为外,遇有重大自然灾害时,基督教差会会联合起来,以传教士为主体,共同从事募集捐款、发放赈款及食品和搜集宣传灾区情况等活动.如1876年至1879年,华北的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发生的特大旱灾,天主教各修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六七十人,基督教差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三十余人.1878年1月26日,由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国商人联合组成“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进入二十世纪后,在华传教士和其他外籍人士在北京、天津、济南、开封、太原、汉口和上海等地分别成立了救济团体.1920年这些团体在北京共同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国际救济团体,正式组成“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慈善事业为饱受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中国人民提供了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同时也为中国本土的慈善事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