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

旧时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
旧时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

旧时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