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竞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吗?、

完全竞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吗?、
完全竞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吗?、

完全竞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吗?、
弗里德曼曾经研究过美国政府医药管制的实例,发现负责医药管理的那些官员,负有极大的责任――如果他们审批后,发出许可的药出了问题,那是有责任的,但是,药卖了多少钱,他并没有收益.这样,对一个理性的官员来说,把新药的申请报告压在抽屉里,就是最合理的选择.只要不批准,就不会有新药,当然也就不会有假药.因此,在实行药品管制后,美国新药上市的速度大大减缓,其后果是很严重的,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这可以说是管制失败的一个具体例证.管制是西方的一个概念,英文是“regulation”,也就是使你按照某种规则行事.好比说,一个垄断企业的定价高于正常的边际成本,可能对社会造成效率损害,于是通过价格管制使得企业行为接近理想性竞争所能达到的行为,避免社会福利损失.通常,西方的管制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市场竞争的框架.也就是说,它制定一种规则,你只能在这种规则下运转.相比之下,政府干预走得更远,它是由政府部门、行政部门而不是让你自己去决策的一种博弈规则.另外,政府之所以直接对企业决策进行干预,往往为的是达到政府想要达到的非经济目标,这个目的可能与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目标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完全偏离了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目标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奉行的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原则,人们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完善地引导着经济运行,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达到全社会最优,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后来,人们认识到,市场本身可能存在着不完善,这个不完善会使得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无法达到帕累特最优,生产者可能损害消费者,或者对社会中交易的第三方造成损害.　　一种情况是信息不对称.比如说卖者坑蒙拐骗,买者不知底细,这在药品市场最典型,所以美国成立了成立了专门对食品和药品市场进行管制的食品医药管理局.另一类问题是外部性.企业得到了全部的好处但有一部分成本它没有承担,象企业排放污染就是这样的例子,政府为此制定各类标准来限制企业排污.再就是企业的市场运作,可能会采取一些反竞争的行为.比如说,几个企业联合起来搞“卡特尔”定价,或者垄断企业制定垄断价格剥削消费者.　　从根本上讲,西方的管制是对他们所认为的正常的市场运转出了问题后的一种纠正,西方人心中的基本理念仍然是怎么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怎么使市场更加有效地运转.他们普遍同意,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形成对第三方的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只有市场运转会形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无法通过当事人之间解决时,才需要有政府管制.我们不能否认管制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但要进一步问,你管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你的管制建立在什么样的管制动机的基础上?另外,你的管制究竟能不能达到你所期望的效果?讲市场可能会不完善,交易当事人可能会对第三者造成损害,而他本人不顾及这种损害,这只是指出了市场本身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由此简单地推断管制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过去简单地推论,只要市场有毛病,政府就应该管制,但国外几十年管制的经验,大量的案例已经证明管制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坏而不是更好.我们必须清楚并不存在一个最优（first-best）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次优（second-best）,或者说.两害相权取其轻.　　许多管制其实都是这样.有一个楼堂馆所失火了,我们马上去追究消防队员的责任,问你们当初是怎么审批的.那么这样一种做法会有什么效果呢?消防部门最好的一个决策就是我不批准搞楼堂馆所.不批准,你就没法失火. 　　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也是管制失败的例子.银行家在市场中放出贷款,他知道有风险,与此同时他也有一个预期的收益.他与借款人谈判,设法达到最好的风险收益比.而我们的金融体制呢?以往贷款没有责任,银行就乱贷款,刹都刹不住,现在是谁贷出去要终身负责,那我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贷或少贷,我贷出去我要终身负责,但贷得好我能享受多少收益呢?第一,在中国,管制之出现与西方经典理论的论述有很大不同,政府之所以要实施管制,主要不是因为市场失败,而是因为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利益驱动.第二,管制成本之高,超乎人们的想象,是社会所无法承受的.第三,管制之初衷也许是为了维护市场,但管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一定会走向反面：管制越多,骗子越多,腐败越多,效率越差,令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转.第四,市场经济有两大支柱即维护市场公平的法制和市场本身的信誉机制,而管制与信誉机制背道而驰,管制泛滥的地方,信誉必然沦丧,市场经济的信誉支柱不复存在.第五,全球化、中国加入WTO以及互联网发展的重大意义是使得政府面临全球性竞争压力,进而不得不放松管制,因此全球化可以说是政府变革的动力所在.第六,张维迎教授将“信贷配给理论”引入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分析,这对理解争论不休的中国证券市场提供了新的视野,极富理论价值.第七,从管制的话题中,张维迎教授还引申出对政府工作应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而非“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值得全社会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 　　考虑到推进中国改革的重任,本文的话题可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许多方面已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从对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放开进入到了对包括所有垄断行业在内的改革；从主要在企业层面的改革进入到了政府层面的层面；从单纯出口产品、引进外资的低层次对外开放进入到了融入全球化、全面与国际接轨高层次对外开放阶段；从不断克服保守势力阻挠、初步确立市场秩序进入到了需要努力克服既得利益阻挠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的阶段.但是,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仍有诸多模糊的地方,对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仍有诸多不甚明确的地方,特别是对市政与政府的关系仍然不甚了了,一些作法扼杀了市场信誉,不自觉地背离了改革方向.如果说前20年的改革取决于如何改企业的话,那么后20年的改革将取决于如何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政府及政府管制、如何通过放松管制来推进改革,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是最重要的. 　　过去20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会一帆风顺、高速增长会一如既往.事实上,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已经失去高速增长的势头,如果只是在宏观政策上变戏法,而不果断下大力气在放松管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迈出坚实有力的步伐、如果政府仍然将主要精力用于抓经济而不是转向维护市场公平的法规建设,最大限度地让市场信誉机制起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机遇就有可能失之交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在法定垄断所造成的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下陷于停顿或者迷失方向、扭曲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