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英国进行教育改革的原因和意义.（结合第二次工业革命）

19世纪末,英国进行教育改革的原因和意义.（结合第二次工业革命）
19世纪末,英国进行教育改革的原因和意义.（结合第二次工业革命）

19世纪末,英国进行教育改革的原因和意义.（结合第二次工业革命）
英国教育真正走上轨道并取得显著进步,是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1850年,蒸汽机的普及和“铁路大狂热”,标志着英国工业化进入工业革命真正大飞跃的时代.迅速的都市化,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以及机械化代替手工劳动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提出更高的新要求⒂,英国教育体制必然要向国家干预以及法定的全国性教育体制转变.从此,政府进入英国教育领域.国家通过税收和拨款,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学校教育.1870年初等教育议案声称有150万6至12岁孩子获得政府提供资金的学校教育,但这只是工人阶级子女的2/5.到了1880年,小学义务教育的实施,才改变了民众教育“欠缺”的状况.坎特伯雷附近的一个村庄,5-14岁儿童的上学率就从1851年男孩的33％和女孩的42％,增长到1881年的73％和80%
　　英 国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急剧变化,也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以后.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第二阶段的工业化对人才产生了更高的要求.至此为止,英国学校教育的保守模式对工业化起了滞后的影响,引起新兴阶级的强烈不满,尤其是,这时美国和德国在教育革命带动下,出现了科技和工业发展的突飞猛进.英国的有识之士,产生了加速教育变革的紧迫感.英国中等和高等教育增强了培养人才的力度,出现了以下变化：
　　其一,中等阶级改革现有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制度,增设“商业学院”之类培养实务人才的学院.政府大力发展侧重于科技教学世俗化的向前看的开放大学.这些大学大多建在新兴工业城市,如伦敦（1836年建）、达勒姆（1837年建）、谢菲尔德和伯明翰（1840年建）、曼彻斯特和圣戴维（1850年建）、纽卡斯尔和利兹（1870年建）等.到20世纪初,这些新学院上升为完全大学,在发展科技方面各具特色,其中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还在科技工程方面,成为近代新型大学的榜样.
　　其二,教育改革家尝试了种种教育改革（21）.例如,阿诺德以“拉格拜”为试点的“公学”教育改革,强调道德纪律,减轻古典课程课时,鼓励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等.
　　其三,针对“公学”以及牛津剑桥19世纪上半叶的落后,议会建立“促进教学改革的考察牛津剑桥的皇家调查委员会”（1850年）,和成立以克拉伦敦为首的对几个历史悠久“公学”的调查委员会（1861年）.这些调查委员会的活动及其随后的决议,对传统中学和大学保持人才培养的优势,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也是主要的,英国在上述变革基础上,确立了以“重点”中学（公学）和“重点”大学（牛津剑桥）为主体的各类“精英”人才培养体系.
　　阿诺德的拉格拜公学改革成了后来确定为“重点”的22个“公学”的榜样.以克拉伦敦为首的对更优秀的9个“公学”调查委员会进而确定了这9个事实上“重点的重点”的“公学”的佼佼者的地位（22）.“公学”（publicschoo1）是从14世纪起,公众团体及一些私人集资或募捐兴办的私立中学.最初招收一些平民子弟,但很快发展只限于招收上层社会子弟入学.这9个“精英”中学,尤其是伊顿和哈罗,成了培养英国“支配阶级”（具有特权的官吏、高级知识分子和统治层人物）的摇篮.它们的毕业生大多数升入牛津剑桥深造.对培养英帝国优秀的政治、行政管理、法律和军事等精英人才起了重要作用.1880年以来,有60％以上内阁大臣受过公学教育,其中单单伊顿就占34．7％,90％大土地贵族上过公学,其中75％上过伊顿或哈罗；文官上层相应数字是71％和48％；议员的数字是69％和49％,企业家的数字是63％和42％；外交官67％是伊顿毕业生.
　　总之,英国近代以来的英国中学和大学的教育体制既保留了传统,又依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了某些改革.但总的说,由于英国文化观念太自信于传统,所以改革是勉强的,行动迟缓,步子不大.因而,有的历史学者把20世纪初英国经济的衰退和企业活力的丧失,归咎于英国的“精荚“培养体系--公学那种过分追求绅士风范,强调古典教育以及保守课程和社会文化的特征,确实使英国企业家失去了前辈的进取心和推动力.
　　二战以来,英国法定的公共教育体系的确立,中学结构的改革,高等教育双重制的实施,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视与发展以及师范教育的加强等,多少改变了英国重视人文学科,轻视职业技术教育的传统,保证了英国教育某些领域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牛津和剑桥仍然是世界古老和闻名的大学,仍然是英国以至世界各国“精英”所仰慕的高等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