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对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区别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对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区别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对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区别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对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区别
当今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加速期.这种社会性变迁,也许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为剧烈时期.对时代敏感的知识分子,有时都感觉到难以把握自己国家与社会未来.特别地,知识层,尽管还是一如既往地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宪政.但社会变迁中问题丛生,如2009年中国据说有近19万件群体性事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如巨人蜗行,总不免让人有一种失望的躁动.如何看待生活其中的时代,如何把握未来,都一个折磨人的问题.有时感觉不是对问题看不明白,而是问题明白后,问题依旧后害怕面对的一种痛彻心痱的麻木.有时又是问题纠结,社会变迁出乎意料而来的无力感.对前一方面,也许感觉依然如故,而对于后一方面,赵鼎新著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也许提供了人们观察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一个社会学综合视角.
考察当今社会的群体性事件,也许正如赵氏所言,可以从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以及所追求的社会变迁的程度三个维度来进行描述.并且从这个三个角度出,把社会中发生的群体运动事件分为集体事件、社会运动和革命.即“所谓集体行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化政治行为；所谓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P2-3当然,这里所描述的政治行为都是体制外,都属于非常规的政治行为.与非常规政治行为相对应,“一种集体性的政治行为,如果是高度组织化的,高度体制性的,并且所追求的社会变革比较小,那就属于常规政治.”P3因此,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都是属于体制外的非常规政治行为,其组织程度,制度化程度都低.也许首先,不应把它当作一种社会病态性事件.而应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正常的政治行为.而对社会中发生的非常规政治行为,按赵氏理解,都可以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角度来考察.“所谓变迁,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所谓结构,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国家的结构包括国家的性质（如民主、威权的或独裁的）、以及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共同体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结构包括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性质（如社会组织的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如资本家——工人关系、地主与佃农的关系,等等）.话语则包括社会活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P23
首先,从变迁来看,变迁对社会有四大影响:一是导致新意识形态的产生,二是引起了普通人心理状态的变化,三是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四是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政治机会或动动员大众所需的物质和时间资源.今日中国之所以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确实是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加速有内在的关联.这种转型加速,既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剧变,传统社会消逝,大众社会来临.而且带来一套源于西方的权利话语,造成了国人心态巨大失衡,最为明显的就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造成普通百姓的相对剥夺感的加剧.所谓相对剥夺感,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人的价值期望大于个人的价值能力而产生的心理现象.它有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和发展型相对剥夺感三种.就中国社会而言,群体性事件频发,反映的主要不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宏观政策不当,而是市场经济利益机制驱动下,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微观政策和行为,加剧了普通百姓心理的失衡而导致了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主要以群体上访、围堵地方政府或拦堵交通要道来寻求解决群体问题.从变迁角度来考虑当今的群体性事件,它沿继的是涂尔干研究自杀率的研究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其实还有很多人名人名著,如是享廷顿的《变化中的政治秩序》.按享廷顿的理解.社会变迁本身并不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社会变化不能及时制度化时,社会变迁才会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温床.因此,从今天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来看,出现社会集体性事件是正常的,之所以,中国的社会集体性事件演化为群体性事件,显然,现有制度没有为哪些具有强烈剥夺感的弱势群体提倡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有关.换句话,即使宪法规定有制度利益表达渠道,这些渠道也是严重堵塞的.自然,具有严重相对剥夺感的群体为维护自己利益,不得走体制外表达方式.
从结构来看,当今中国社会分层日益分化.如果按几千前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理解,一个社会,只有中产阶级发达,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呈现出中产阶级多,富人和穷人少的橄榄型结构,社会才最稳定,最不可能爆发革命.美国社会之所以稳定,主张走暴力革命的共产党人少,从结构上讲,根本地就是美国人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占了美国人口80%.而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中产阶级也占了国家人口50%.与之相对照,到2010,即使中国的社会学者玩收入的文字游戏（如不承认中产阶级,只讲中间阶层,并衡量起来只看收入多少,不看个体心理是否认同）,中国到2010年最乐观的估计中间收入群体也只占中国人口24%.而且,记得以前《中国青年报》2007年批露一个事实：从1997到2007年,10年间,在国家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减少了近500万.因此,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劳资两极分化的解释,其实,如果人们转换一下观察对象,其实也适用于中国.生活于这样的国度,个体怎么把握未来?中国的富人在炫富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极没有安全感,他们纷纷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中国的中产阶级据今年上半年网络媒体讲,都在忙移民.如果有钱人和中产者都走,我们普遍百姓怎么办?两极分化的社会,并非现代才有.而且,这种社会也并非就一定会爆发革命或动乱.其实,如果人们对印度稍有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印度国内尽管贫富差距悬殊,总体上却是相安无事.也许应归功于印度种姓文化和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换句话说,一方面,从政治层面来理解,民主制度对权力滥用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权力造就财富差距的可能.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来理解,民主制度也为社会普通百姓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在民主制度下,普通百姓拥有广大的自主性社会中层组织表达个体的利益要求.而相反,如果一国政治权力是专制的,那么,社会的自主性的中层组织将极不发达.群体进行利益表达,不得不走体制外道路,甚至于革命爆动的方式.所以,一国权力结构的性质如何,政治制度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如何决定了一种政治运动是走向温和还激进.
从话语来看,革命是现代社会出现意识形态后才有的事情.以往人类的一些群体性运动,只能称之为叛乱.语语当然属于文化范畴.在理想情况下,文化对社会运动者作用的机制有三：一是工具包,换言之,在运动极有组织情况下,运动组织者采用何用文化语言,是富有策略性,这时文化就是一个工具包.至于具体采用何种话语,则取决于其在运动的有效性.二是文本.即运动者是根据某种思想观念来采取行动,并力求行动与观念的一致性.这类人行动有点教条主义.但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一些深具意识形态信仰知识分子,就是此类观念人.三是表现为本能和习惯.即社会文化完全内在个体身上,并成为个体行为生活的模式.因此,在运动中人行为纯出习惯和本能.这一般运动缺乏组织时,运动者的行为往往表现出这种模式.从话语角度来理解,当今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也跟现代中国所流行话语体系有关.如果对比传统中国社会,社会中一旦出现收入差距严重,出现权贵侵犯弱势群体利益现象,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往往听天由命、顺从人在社会等级中个体的本分,但在现在中国,传统底层人的生活模式被现代话语彻底颠覆了.因为现代中国流行政治宣传话语,本质上以西方式平等权利为内容话语体系.但这种话语所倡导的法治模式却与另一种现存的,且沿继了传统中国几千年的以政策治国的人治模式根本相冲突.如地方国企推行下岗分流人员改革方案、各种以变相侵占国家资财的股份制度改革方案、地方各种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名的工业园方案,还有征地、拆迁等方案,还有人民屡见不鲜的各种权力寻租腐败现象,都被社会中一套源于西方的以权利为中心话语所颠覆,这使地方政府的行为不仅缺乏法律支持,又缺乏道德合理性.如果仔细研究近年来发生的每个群体性事件,就会发现它们总体上是以权利话语在对抗赤裸裸的权力.
如果分别从变迁、结构和话语三个视角,来理解今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这样的理解还未必有深度.所以,上述三个视角还必须放置在国家社会关系的总体宏观背景下进一步加深.因此,理解中国今天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仅仅讲现代化加速转型还不行.还必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进程所独有的政府主导型的特征.政府主导现代化的特征,从好处讲,加快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速度和有序性.从坏处讲,则表现为权力支配社会,权力压制一切,通吃一切的政治社会格局.这种格局下,在权力制约机制虚置下,不仅腐败丛生,而且社会极端的弱化.一有风吹草动,社会变得极为动荡.而且这种政府强社会弱的格局,造成社会普遍处于散沙状态.即便出现群体运动,其组织性亦低,大多处于自发性的离散状态.而从结构来讲,当代中国政府强社会弱,使得社会出现群体性事件,其事件结构往往缺乏组织性,受社会中既有组织与人际关系网络所制约.并且,人们生活其中空间格局对群体事件规模有着决定性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城市在城市闹市区建一个大型广场,那么广场就为群体事事件发生提代平台和机会.而且,就解决群体事件来,由于中国是强政府弱社会格局,因此,它的解决特别依赖于政府.特别是层级高的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如果考虑中国人口众多,国土广大,则中央政府在解决问题时,不得不疲于奔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央深感力不从心,必须强化政府控制能力,于是政府越强.另一方面,政府越强,社会越弱,社会矛盾解决越依赖于层级高的政府.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怪圈.而从话语来看,政府为塑造合法性,不仅要出政绩,更要控制舆论.但政府控制舆论的结果,我们往往在民众看到一种反讽的结果.如网络近年流行所谓“躲猫猫”、“欺实码”和“我爸是李刚”都充分说明中国主流媒体不能如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对舆论起所谓的建构作用.相应地,如果发生群体性事件,其所采用的话语,也不仅将缺乏体系,而且也将缺乏自主性,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
以前,根据赵氏理论,对中国群体事件所作一个理解,如果人们有机会看看原著,估计,不同人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受到启发,以加深对中国社会运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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