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在生活中有什么不同朋友们帮帮忙吧2007年10月27日中午12点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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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在生活中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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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新解
经过史论结合的初步研究,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相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来说,理论是一,实践是多,一种理论可以对多个实践有效.反之,相对于一个实践来说,实践是一,理论是多,一种实践必定牵涉多种理论.理论和实践的一多关系是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而不是单一理论主宰一切实践的关系.
第二,是理论就要“讲清楚”,就要合逻辑,就要公共地验证,就要力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要“同而不和”.是实践就要“想周全”,就不能认死理——只要一家、拒斥其余,就要综合考虑一切出场的因素,并博采各家之长,以求事情本身的集成优化,就要“和而不同”.既不能用实践的方式搞理论,也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搞实践,要分工而互补.
第三,理论也好,实践也好,都是人事,都是人不得不做之事,也是人仅可一做之事.可人是有限的,人的作为也是有限的,人是在大化流行中有所知、有所为,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故不能遗忘了根基,必须永葆“问到底”的超越精神和“天命”意识,并以之作为理论和实践的最终基准.
谢谢大家.请批评指正.
鉴传金（《哲学研究》编辑部）鉴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长福的报告让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更加了解他了.他的报告涉及很多内容,揭示和蕴含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重要而且尖锐的,在我看来,它们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应回避和无法回避的.为使讨论有深入进行的可能,我试图联系平时对长福的了解和目前我们所处的学术背景来谈论这些问题.
一、关于学术责任问题.从长福的自述来看,对于现实及其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是他走向马克思哲学的契机,同时也是他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动力.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他认识到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论域作出明确的区分,以便从理论上追索实践上失误的原因,以期范导实践或避免实践上的失误.这可能就是他之所谓“学术地参与现实的方式”.他认为,马克思在这方面作出了最为成功的典范.他的《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想作的大约就是这种工作.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分析或者是否认同他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有放弃学者的使命和责任.这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从我国学术的嬗变历程来,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的学术风尚是所谓“政治淡出,学术凸显”,但从其学术实践来看,“淡出”的不仅仅是“政治”,而且还有“思想”和“现实”；放弃的却是学者对于历史和社会所应当担负的责任和使命.在把“学术”与“政治”（实际是“现实”）对立起来、放逐“思想”、蒸发“责任”而一本正经地或三心二意地编织所谓“学术”这件“皇帝的新衣”的那种倾向中,这一点就更是如此.文阁等人力倡生活哲学、追问“哲学家何为?”,盖心有戚戚于此吧?长福走学术、思想与现实互动之路、试图学术地思考或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守护正在归隐或消散的学术或学者的使命与责任,是值得深思和倡导的.
二、关于马克思与西方哲学、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长福在学术上的抱负之一就是恢复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性,他曾表达一个殷切愿望：期盼学术的马克思的世纪.因此,他从马克思上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试图探寻马克思哲学的渊源,并在揭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思想联系中,澄清其学术性内涵.近年来,学界对此也颇为关注,不少学者强调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联系甚至亲和性,并有多种论著面世,这些论著大多掺杂着这样那样的“系谱学”观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与西方哲学具有怎样的联系?概念的相似性是否就是思想上的真实联系?至少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我至今尚未获得清晰、有力印象.比如实践问题,长福谈了很多,但我仍然没有疑问冰释.关于实践问题,马克思著作中涉及很多,虽然没有严格的定义和系统的论证,但其主旨却不能说是不明确的,那就是：实际地反对现存的事物（《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是这么讲的）；而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人、主体、活动、交往、社会以及所谓“世界的革命化”,等等,也都是明确、清晰的.所有这些,与亚里士多德及其传统是大异其趣的.在我们强调联系时,应当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呢?我觉得长福的报告中至少是不够具体的.而且,我还觉得,如此细致的辨析,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研究而言,只是基础性的工作,它的意义不应在学术史的视野内加以理解,而只能在理解马克思哲学这个向度上进行评估.就马克思哲学而言,揭露它与传统哲学的联系是有意义的,但指出它们的差别也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后者恐怕更有意义.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对马克思著作中随处可见的关于传统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批判感到困惑,同时也无法理解他所进行的哲学革命、思想革命.因此,以孙悟空出世的方式看待马克思哲学虽然是错误的,但是,把它与西方哲学的联系强调或夸张到某种程度,甚至暗示某种“无差别地同一”,同样也是不公正的.
三、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立场和目的问题.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困难的问题,从当下学术界的志趣看,谈论它似乎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嫌疑,因此也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学术界的某些倾向和某些学术实践,却使它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两个向度,一是回首历史,在发掘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的联系中,把它描述为这种传统内的一个形态（比如我刚刚提到的那种状况）；二是“视界融合”,在寻绎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亲和性上,把它描述为现代哲学中的一个形态,如“现代性的马克思”、“后现代的马克思”等等,皆属此类.如果我们还有一点面对事实的勇气,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这一研究领域正在上演一场“洞穴幻相”和“剧场幻相”摩荡消长的“过度诠释”剧.它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泛化为一种神奇魔方而走向庸俗；一方面也使马克思的思想肖像变形、褪色,以致模糊不清.这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引起了一些困惑和疑问：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有没有一种基本立场和内在目标?这当然不是说要反对诠释的多样性,而只是说要反对“过度诠释”,尤其是在诠释的多样性遮蔽或抛弃为其提供合法性的本体之时,就更是如此
杨学功（北京大学哲学系,100871）：我想按照长福发言的内容顺序,谈谈个人的看法.长福所关怀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时代诸理论与诸实践的关系.前者是原生问题,后者是次生问题,他又把这些问题提升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理论设计和追求理想人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操作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我们以前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是简单化的,即把它理解为单一的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由于追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简单对应,这个原则在具体操作中被变成了下述两种情形：其一,“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用“理论图解现实”,这样,理论研究就失去了自主性；其二,“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让“现实迁就理论”,即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某种理论,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乃至灾难,我们也不陌生.
为了求解上述问题,长福提出的理论运演方案,就是对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划界.在他看来,人类有两种旨趣殊异的思维活动：一种是认知,一种是筹划.认知是为了弄清对象本身是什么样子,筹划是为了弄清如何才能利用各种条件做成某件事情.认知的最高成果是形成理论,理论是用抽象概念建构起来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体系；筹划的典型表现是工程,工程是用具体材料建构起来的具有个别性的实存体系.认知型思维的高级形式就是理论思维,筹划型思维的高级形式则是工程思维,它们之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分：理论思维必须保持自身逻辑上的同一性,这样的理论才是逻辑自洽、普遍有效的；而工程设计却面临着多种异质因素的同时出场.因此,任何一项工程都不可能只按照一套或一种理论来设计,反之,也没有任何一套单一的理论可以逻辑统一地说明工程设计所必须处置的全部异质性因素.
可见,理论和实践之间原本就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一种理论可以对多个实践有效,而一种实践则必定牵涉多种理论.正因为如此,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也不能互相“僭越”：误用工程思维去建构理论,必然会使理论原理失去客观的约束效力；而误用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则会使工程图纸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合理的方式应该是：用理论思维构造理论,用工程思维设计工程.
长福的这一套论说,由于引入大量原创性新术语而造成的陌生化效应,难免使初涉者感到“离奇”甚至“怪异”,但他的分析非常细致而精辟,表现出高超的思维水平.我们只要反观一下现实生活中某些理论家不切实际的抱负（把自己的理论当作“救世良方”）,以及某些实践家孤注一掷的胆量（误以为只要有理论根据就敢于决策）,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至于长福所做的学术史上相关思路的清理工作,他讲得比较详细.他把西方人对实践问题的思考与对being（on,sein,是、在、有）的思考关联起来,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梳理出being问题上的“第三条道路”,即在实践中处理异质性的beings（复数的“是”）的道路,可能是一个新的发现,也可能根据不足.我以前曾认为他所做的这种工作是“令人尊敬但又完全不必要”的,现在看来,学术基础的清理至少使他获得了更丰沛的资源、更充足的信心和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