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阿累《一面》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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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阿累《一面》原文.
阿累《一面》原文阅读
　《一面》 阿累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象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适意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古怪地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结实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定了过来. “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象我,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嵌着“ Conductor!X 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哧啦哧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 “哪里贵?你看这纸……” 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谁?对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下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 “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象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这到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放肆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放肆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也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已,写下了上面的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