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开放事例真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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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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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存在各种不同的议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就是在人们的争议声中不断前进的历史.今天回过头来看,各个不同时期的争论中,建设初期的两次大争论影响更为深远.本文作者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亲身经历了这两次大争论,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亲身经历,他回顾了这段历史,这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提供了借鉴.
能否建立经济特区
建立之初反响强烈
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这是一项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决策,但在当时,这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决策.办经济特区在中国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必须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敢于“试验”.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国内外的反应非常强烈.
就当时的国内环境看,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后,党和政府逐渐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尤其是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建立经济特区好的大背景.但当时改革开放毕竟刚刚开始,人们对在我国划出几小块地方,创办以吸引外资为主的经济特区还是很不理解.
不少人对经济特区众说纷纭,讲好话、坏话和持怀疑态度的人都有.不少人仍然把经济特区看做“异端”,各种指责和非议不少,比如：“深圳除了九龙海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甚至北京某机关权威《内参》刊出题为《旧租界的来由》重头文章,把特区比做是“旧租界的复活”或是“资本主义的复活”.内地某位老同志,从来没到过深圳,但他听风就是雨,竟然伏在床头一把鼻涕两行泪地痛哭：“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一封封告状信寄到北京,大有把深圳经济特区的牌子砸烂之势.这些主要是来自党内的不同声音.
在国外,不少人也对经济特区这个新事物有不同的理解,评头品足,在报刊上大量刊登文章,曲解、攻击中国的经济特区.当时,据了解,苏联官方对我国举办经济特区是持怀疑态度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曾在苏联内部认为,搞经济特区是卖国,走修正主义.也有的国家党政代表团公然提出,你们搞经济特区,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有什么依据?如此等等.但也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或没有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曾经提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都不是发达的国家,而是经济较落后的国家.你们用经济特区的形式和政策把西方的资金、技术、管理引进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与列宁当年提出的租让制思想是一致的,如成功会对马列主义思想宝库增添新的内容.
老实说,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经济特区竟然在国内外、党内外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不同的认识.为了正确地宣传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决策,对一些不正确的理解、非议、攻击作出必要的回应,以解除投资者的顾虑,放心到特区来投资,1983年,深圳市委决定建立发言人制度,由我担任首席发言人,林祖基、卢祖法、李伟彦任发言人.自此,我们一年数次邀请香港新闻界、学术界来深圳,向他们介绍情况,回答问题,使世界各国和国内各阶层更加准确地认识、了解深圳经济特区.
中央领导南下视察
办特区究竟是对是错,特区究竟办得怎样?中央领导同志脑子里一直装着这个大问号,促使他们南下广东来看看.
1983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第一次视察深圳,在新园招待所6幢2楼会议室听完深圳市委汇报工作之后,一边来回走动着一边高兴地说：“搞得不错,干部是努力的,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已经开创了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后来他又说：“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经济特区的典型,那儿蒸蒸日上.”他给深圳经济特区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和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和原省长刘田夫等同志陪同下,来到深圳视察,受到特区建设者的热烈欢迎.邓小平说：办经济特区是我提倡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他亲眼目睹了深圳在短短几年内发生的变化,对深圳日新月异的建设面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题词.
邓小平的题词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仅充分肯定了特区的建设成就和发展方向,同时为有关特区的争论作了权威性的总结,从而围绕着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这个长达四年的是非之争,有了旗帜鲜明的结论,此后对深圳发展道路的争论逐渐沉静下来了.
深圳成为典型
两个月后,即1984年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沿海城市工作座谈会,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把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会议结束后,党中央委托深圳市委举办两期学习班,向沿海各个城市的负责人介绍深圳发展的初步经验和教训.在第一期培训班上,我就经济特区如何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作了专题介绍.
自此以后,各省市的主要负责同志、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以及中央机关部委、驻外使馆、各国驻华大使,还有当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朝鲜劳动党、东欧各国领导人等纷纷来深圳考察经济特区.我多次参与接待,并向他们介绍深圳的情况.
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尔希波夫来访.经过几次反复,阿尔希波夫终于在1984年底正式来深圳访问.此前他曾两次没来成,第一次要求访问的时间是7月,第二次提出是9月,都因故取消.年底这次访问由钱其琛陪同,外交部要求主要通过座谈让苏联客人弄清对经济特区的各种疑问.1984年12月25日,我以深圳市委秘书长的身份,在深圳迎宾馆向阿尔希波夫及其随行人员介绍了深圳经济特区的情况,并回答了苏联客人的一系列问题.
阿尔希波夫对我的介绍表示满意,并在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举行的欢迎宴会结束时,对梁湘说：“我们这次来,对你们的政策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以前我们听到的情况跟现在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
期间,我还接受了日本《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户张东夫的采访,回答了他提出的西方国家共同关心的十多个问题,其中有几个敏感问题,如“特区为‘九七’而设吗”、“（对办特区）政治局有无反对派”、“特区路线是否太右”、“邓（小平）如不在路线会变吗”.其采访的全文《深圳特区能长寿吗?——访深圳特区秘书长邹尔康》,于1984年5月8日在日本《读卖新闻》和香港《镜报》刊登,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此,国内外对深圳经济特区有了较正确、清晰的认识,前来投资的人,也大大增加.深圳经济特区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
深圳特区的建设是否错误
“试验”说引发风波
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时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再次引起海内外的轰动.一时之间,针对深圳经济特区的种种议论甚嚣尘上.有说深圳是靠国家“输血”的,有说深圳利用黑市外汇发财的,更有认为深圳的建设是错误的.1985年六七月间,香港陈文鸿以“邓凡”笔名在《信报》大量刊登文章,仅在一个月内,就连续发了十多篇评论文章,其中包括《邓小平的讲话震动深圳》、《建筑在假大空的基础上》、《深圳大学是深圳特区的缩影》、《有关特区“输血”的争论》、《输血论酝酿已久服务业独木难支》、《百病缠身的“深圳特区”》、《由上到下大发“改革”财》、《外商洽谈多而投资少》等.
这些文章一扩散就造成了思想混乱,尤其引起早期来深圳投资的外商的疑虑,他们很“理解”地说：你说是试验,失败了也是个试验,可你们要是失败了,我们的投资怎样收回来?我们的投资可不是给你们做试验的.这场风波不平息将严重影响特区建设者的信心、投资者的信心.
借媒体澄清事实
为了应对第二次争论,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安排下,我于1985年7月接受了香港《大公报》记者陈永平的采访,就深圳经济发展和香港《信报》的批评,作了态度诚恳、平和客观的解释.
我开门见山明确地说,小平同志的讲话含义是一致的,即经济特区这几年的发展是成功的,但办经济特区是一个试验,以后还有很多新问题要继续探索、解决.小平同志的讲话,加强了我们作为特区工作者的责任,我们今后要更谨慎、更努力,把特区办好.
对“输血”论,我说,一开始建立经济特区时,中央就是“只给政策不给钱”,截至1985年,50亿基本建设投资,国家拨款仅1．3亿元,银行贷款12亿元,其余都是外商和内地省市在深圳的投资.
对深圳工业基础薄弱,仅靠转口贸易支撑的说法,我说,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深圳工业的发展不能说十分让人满意,但并不脆弱,发展很快,工业产值从1979年到1985年6年时间翻了40倍.
最后,我说,有了良好的条件,有了前几年的经验,相信特区经济一定会成功.陈永平采访的全文《邹尔康谈深圳特区发展中若干问题》,于1985年7月26日在香港《大公报》刊登.
随后,我趁去香港公干时,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和深圳市委宣传部同志一起会见了数十家香港媒体,当面澄清了一些问题.此后,这股风波才平息下来.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发生的两次大争论,说到底都是经济特区姓“社”姓“资”之争,是大是大非之争.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与西方很少有经济交往,经济特区这个新生事物引起不同看法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必须针对各种影响经济特区发展的争论、观点予以解释、引导,否则,它会搞乱人心,吓跑外资,使经济特区的事业化为乌有,这是搞好经济特区建设的重要一环,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这个经验对现在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