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一、对中国改革的贡献
中国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改革的最终目标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特别是可不可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应当说在改革的一开始,乃至一个相当时期,人们的认识还不十分明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为此也提出了“有领导的大胆下放”、“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等四大措施,但是没有提出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更不说市场经济体制,甚至连“市场”的概念也没有提出.1982年党的十二大虽然首次提出了“市场调节”问题,但又作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限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第一次突破了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兼容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幷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但在体制问题上,又界定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强调了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但在体制问题上仍然继续坚持“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尔后在中央领导的一些谈话和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多次讲“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总之,直至1991年前,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是一个禁区,市场经济体制更没有涉及.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幷发表重要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幷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就在这一谈话不久,1992年3月9日至10日,在江泽民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及时、全面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根据邓小平南巡谈话,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 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较详尽地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从1992年1～2月邓小平南巡谈话、1992年3月中央政治局重要会议的召开,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幷不是简单的时间排序,而是以确凿的事实说明了邓小平南巡谈话推动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的改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邓小平之所以在此次谈话中如此坚定地指出计划与市场的本质,是与他在市场经济问题上较早地、一贯地正确认识分不开的.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希尼时的谈话中就坚定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41987年2月,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与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都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幷且针对“计划经济为主”,邓小平提出“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51990年12月邓小平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6正是这些思想观点,一步步地指导着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迈进,幷最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些坚定而明确的市场经济思想,就没有邓小平后来的南巡谈话,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谈话,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最终也能建立,但仍需要经过一段艰难的探索.
二、对中国开放的贡献
中国的开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打破封闭,走出国门,参与经济全球化,向外国学习,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竞争与合作.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十分重视对外开放,他所说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既包括改革又包括开放.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充分肯定了深圳的“三资”企业,肯定了深圳证券、股市的试验,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7也就是在邓小平谈话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步伐大大加快,以引进外商投资为例,1979-1991年,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42027个,合同利用外资576.6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68.86亿美元；1992-2002年,我国共批准各类外商投资项目382169个,合同利用外资7702.9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210.80亿美元,投资项目也从外商独资、外商合资、外商合作发展到除此以外的外商投资股份制、合作开发及其它各种形式.外资来源也由港、澳、台地区发展到美国、日本、欧盟、东南亚等广大美欧亚各国.投资地区也由东南沿海发展到内地.特别是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自我总结了“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部署,批准建立上海浦东开发区,从而使上海及整个长江三角洲对外开放步入快车道.如今的上海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国际经融和国际贸易中心,是引进外资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南巡谈话还推动了我国加入WTO.我国是从1986年7月提出复关申请的,按照程序,复关或入世首先要对提出申请的国家（地区）的贸易体制进行审议.1987年2月GATT中国工作组成立,幷开始对中国的体制进行了长达5年的审议.审议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到底是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这一审议一直到1992年之前还没被通过.个中原因,一是少数国家要求过高；二是当时中国虽然对经济体制在不断进行市场化取向改革,但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2月,邓小平在南巡中作了重要谈话,谈话中强调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也就在此谈话期间,即1992年2月,GATT 中国工作组就基本结束对中国贸易体制的审议.不久,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这个时候,即 1992年10月,GATT中国工作组第11次会议才最终通过了中国经贸体制的审议.尽管直到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的前夕,由于少数国家的阻挠,中国“复关”愿望未能实现,但这一决定为中国1992年后的“复关”和入世谈判迈进了关键性一步.正是这关键的一步,才为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幷按照法律程序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铺平了道路.
从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谈话、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到1992年10月GATT结束对中国经贸体制审议以及而后的中国入世,幷不是什么历史的巧合.而是以确凿的实事再次证明,邓小平南巡谈话不仅具体指导和推动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的改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推动了我国加入WTO,为我国的对外开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之所以在南巡谈话中如此重视对外开放也与邓小平对对外开放问题较早的、一贯的、正确的认识.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我国开放的总设计师.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是第一个解放思想,倡导对外开放的人.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8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91984年6、7月,邓小平又两次谈到“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01985年4月邓小平指出：“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1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个关键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了要坚持改革开放：1987年1月针对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强调要“排除干扰,继续前进”,幷指出“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的不够.”121989年6月,针对当时发生的动乱,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13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退出中央军委主席这一他担任的最后一个领导职务,幷决定退休前夕,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4正是邓小平一贯的对外的开放思想一步步指导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带领中国人民逐步走向世界.如果没有邓小平的一贯对外开放思想,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和谈话指导下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就不可能加快,GATT对中国贸易体制的审议就不可能顺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