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死后追悼鲁迅的场面 作文啊 急

鲁迅死后追悼鲁迅的场面 作文啊 急
鲁迅死后追悼鲁迅的场面 作文啊 急

鲁迅死后追悼鲁迅的场面 作文啊 急
名人眼中的鲁迅先生
l 藤野严九郎：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也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发表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号的《文学案内》上.以下是该文的译文..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象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支那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忆周树人君》
l 老舍：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是从他的著作中见到的,我没有与他会过面.当鲁迅先生创造出阿Q的时候,我还没想到到文艺界来作一名小卒,所以就没有访问求教的机会与动机.[先生的信须由一家书店转递] 有人说我是“鲁迅派”,我当然不愿承认,可是决不肯昧着良心否认阿Q的作者的伟大,与其作品的影响的普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的赞词.我却准知道鲁迅先生的爱护青年与好管闲事是值得钦佩的事,他有颗纯洁的心,能接近青年；他有奋斗的怒火,去管闲事.至于爱管闲事,的确使鲁迅先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讽刺讥骂,实在使长者们难堪,因此也就要不得.中国人不会愤怒,也不喜别人挂火,而鲁迅先生却是最会挂火的人.假若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会老老实实的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笔时时刺着那些不会怒,不肯牺牲的人们的心.在长者们,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我们自惭；自惭假若没有多少用处,让我们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挺起我们的胸来吧!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摹仿,怒火可是不易借来.他的旧学问好,新知识广博,他能由旧而新,随手拾掇极精确的字与词,得到惊人的效果.你只能摘用他所用过的,而不易象他那样把新旧的工具都搬来应用,用创造的能力把古今的距离缩短,而成为他独有的东西.他以最大的力量,把感情、思想、文字,容纳在一两千字里,象块玲珑的瘦石,而有手榴弹的作用.——《老舍看鲁迅》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
l 郁达夫《怀鲁迅》：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时将到时充 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 家.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l 《徐懋庸论鲁迅》：先生的生前,虽然发言行事,不无看错的时候,但即使是错误,也从一种十分纯正的立场出发,绝没有卑劣的动机.他观察人物,判别友敌,纵然不一定正确,但他那爱护战友,憎恨敌人的坚强的伟大精神,是一贯的.“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l 茅盾：不但要从他的遗著中学习文学创作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斗争精神.他的斗争精神,在嫉恶如仇这一点上还是大家能够学得到的,但是他的治学的勤奋,不顾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迫者求解放,却不是我们说一声“要学”就能立刻学到.——《如何永久纪念鲁迅》
l 毛泽东《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终生不曾见到过鲁迅,鲁迅也终生不曾见到过毛泽东.在这种互未谋面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心心相通,主要是在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理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高度思想交融与人格景仰.另外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是,冯雪峰为毛泽东与鲁迅的相知起了搭桥的作用.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雪峰,希望雪峰能到南方去工作.雪峰当时正迷恋于文学,陶醉于“湖畔”,结果未去广州.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不少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正是此时,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受党安排,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此时,在上海的文坛上正发生着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太阳社、创造社,一方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论争初期,冯雪峰就十分关注,他对一些革命者盲目地参与对鲁迅的批判表示不满.1928年,他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表示了对鲁迅的支持态度.“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因此,他认为,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是由于向来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是十分要不得的.鲁迅自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以此为契机,冯雪峰的朋友、与鲁迅关系很好的左翼作家柔石便把他引见给了鲁迅.[鲁迅先生的老规矩,对于初次见面人,话是极少的.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起来了.]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热点.雪峰迁入景云里后,去鲁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谈,说是谈谈,其实主要是谈工作.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其中雪峰译的4种,鲁迅3种,几乎占了丛书的全部.鲁迅和冯雪峰的友谊,也在这样愉快的合作中加深了.当时雪峰还从事地下党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济.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办法资助他.他们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直谈到下半夜两三点钟.谈话中,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先生.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于是,共产党组织就委派冯雪峰——一个能够影响鲁迅的人,作为本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了.1933年秋冬之间,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由于他已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暂离上海.12月底,冯雪峰抵达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瑞金.1934年初,毛泽东为了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洲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冯雪峰很快见到了毛泽东,向他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冯雪峰向毛泽东讲述了上海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到鲁迅家里.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为苦恼.冯雪峰继续说：“‘独立房’(当时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微微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冯雪峰所说的“独立房”的主张,是在一次闲谈中“随便”说起来的.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央苏区,谈论在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和鲁迅是经常的话题.有一天,张闻天、博古、冯雪峰在中央党校谈起中央苏区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说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门的工作忙于琐碎的事务主义,打不开局面,应该充实该部的领导.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随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冯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此时,毛泽东已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调离红军,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打击,而冯雪峰讲述的鲁迅,恰恰在上海对王明等人的做法一直表示不满和抵制.以冯雪峰为媒介,毛泽东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作家李辉写道：不可低估这一共鸣在毛泽东内心的影响.一个人,即使伟大政治家也不例外,当他身处逆境时,当他被误解、被冷落的时候,来自他人的理解与共鸣,最能给他以温馨.他会从一些细节中,一些言谈话语中,寻找到精神的知己,并以此来充实自己,来加强自信.

这个题目好无聊啊，鲁迅都说了：我死以后，管你们的生活。
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找照片，看看那个场面。再说吧。

名人眼中的鲁迅先生
l 藤野严九郎：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也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发表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号的《文学案内》上。以下是该文的译文.。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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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眼中的鲁迅先生
l 藤野严九郎：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也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发表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号的《文学案内》上。以下是该文的译文.。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象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支那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忆周树人君》
l 老舍：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是从他的著作中见到的，我没有与他会过面。当鲁迅先生创造出阿Q的时候，我还没想到到文艺界来作一名小卒，所以就没有访问求教的机会与动机。[先生的信须由一家书店转递] 有人说我是“鲁迅派”，我当然不愿承认，可是决不肯昧着良心否认阿Q的作者的伟大，与其作品的影响的普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的赞词。我却准知道鲁迅先生的爱护青年与好管闲事是值得钦佩的事，他有颗纯洁的心，能接近青年；他有奋斗的怒火，去管闲事。至于爱管闲事，的确使鲁迅先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讽刺讥骂，实在使长者们难堪，因此也就要不得。中国人不会愤怒，也不喜别人挂火，而鲁迅先生却是最会挂火的人。假若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会老老实实的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笔时时刺着那些不会怒，不肯牺牲的人们的心。在长者们，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我们自惭；自惭假若没有多少用处，让我们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挺起我们的胸来吧！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摹仿，怒火可是不易借来。他的旧学问好，新知识广博，他能由旧而新，随手拾掇极精确的字与词，得到惊人的效果。你只能摘用他所用过的，而不易象他那样把新旧的工具都搬来应用，用创造的能力把古今的距离缩短，而成为他独有的东西。他以最大的力量，把感情、思想、文字，容纳在一两千字里，象块玲珑的瘦石，而有手榴弹的作用。——《老舍看鲁迅》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
l 郁达夫《怀鲁迅》：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时将到时充 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 家。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l 《徐懋庸论鲁迅》：先生的生前，虽然发言行事，不无看错的时候，但即使是错误，也从一种十分纯正的立场出发，绝没有卑劣的动机。他观察人物，判别友敌，纵然不一定正确，但他那爱护战友，憎恨敌人的坚强的伟大精神，是一贯的。“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l 茅盾：不但要从他的遗著中学习文学创作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斗争精神。他的斗争精神，在嫉恶如仇这一点上还是大家能够学得到的，但是他的治学的勤奋，不顾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迫者求解放，却不是我们说一声“要学”就能立刻学到。——《如何永久纪念鲁迅》
l 毛泽东《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终生不曾见到过鲁迅，鲁迅也终生不曾见到过毛泽东。在这种互未谋面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心心相通，主要是在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理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高度思想交融与人格景仰。另外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是，冯雪峰为毛泽东与鲁迅的相知起了搭桥的作用。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雪峰，希望雪峰能到南方去工作。雪峰当时正迷恋于文学，陶醉于“湖畔”，结果未去广州。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不少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正是此时，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受党安排，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此时，在上海的文坛上正发生着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太阳社、创造社，一方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论争初期，冯雪峰就十分关注，他对一些革命者盲目地参与对鲁迅的批判表示不满。1928年，他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表示了对鲁迅的支持态度。“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因此，他认为，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是由于向来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是十分要不得的。鲁迅自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以此为契机，冯雪峰的朋友、与鲁迅关系很好的左翼作家柔石便把他引见给了鲁迅。[鲁迅先生的老规矩，对于初次见面人，话是极少的。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起来了。]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热点。雪峰迁入景云里后，去鲁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谈，说是谈谈，其实主要是谈工作。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其中雪峰译的4种，鲁迅3种，几乎占了丛书的全部。鲁迅和冯雪峰的友谊，也在这样愉快的合作中加深了。当时雪峰还从事地下党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济。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办法资助他。他们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直谈到下半夜两三点钟。谈话中，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先生。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于是，共产党组织就委派冯雪峰——一个能够影响鲁迅的人，作为本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了。1933年秋冬之间，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由于他已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暂离上海。12月底，冯雪峰抵达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瑞金。1934年初，毛泽东为了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洲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冯雪峰很快见到了毛泽东，向他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冯雪峰向毛泽东讲述了上海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到鲁迅家里。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为苦恼。冯雪峰继续说：“‘独立房’(当时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微微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冯雪峰所说的“独立房”的主张，是在一次闲谈中“随便”说起来的。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央苏区，谈论在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和鲁迅是经常的话题。有一天，张闻天、博古、冯雪峰在中央党校谈起中央苏区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说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门的工作忙于琐碎的事务主义，打不开局面，应该充实该部的领导。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随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冯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此时，毛泽东已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调离红军，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打击，而冯雪峰讲述的鲁迅，恰恰在上海对王明等人的做法一直表示不满和抵制。以冯雪峰为媒介，毛泽东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作家李辉写道：不可低估这一共鸣在毛泽东内心的影响。一个人，即使伟大政治家也不例外，当他身处逆境时，当他被误解、被冷落的时候，来自他人的理解与共鸣，最能给他以温馨。他会从一些细节中，一些言谈话语中，寻找到精神的知己，并以此来充实自己，来加强自信。这个题目好无聊啊，鲁迅都说了：我死以后，管你们的生活。
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找照片，看看那个场面。再说吧。鲁迅的妻子----朱安

前 奏
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一九四七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周树人，笔名鲁迅。
朱安还在世的时候，鲁迅和他身边的人视她为一份无法推辞的馈赠，是他苦恼的来源。朱安死后几十年，国人把她的丈夫放在文学殿堂最崇高的位置，而她的名字和存在则成了禁区，直到近十多年才渐渐解禁。
早年生活
清朝光绪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她虽然生于王朝的末世，但在那个年代，富裕的府城如绍兴仍然相信，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惟一可靠而又可行的。
尽管女孩子没有机会经历拜师入学这一道人生分水岭，却另有一份仪式等候着她们。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拚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订 亲
一八九九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时她已是个二十一岁的“老姑娘”了。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一九○二年三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三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 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虚报母亲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鲁迅不归，又怎么办呢？其实这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惯用的招数。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作为小安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作为小安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一九二五年八九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九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开的医院暂避。到了四月初，情况更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 异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好转。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接着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许广平偶然汇款接济，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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