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从理论成果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生了四大理论成果,分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根据时代特征探索不同重大问题做出的独特理论贡献,其中每一个理论成果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时代主题.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座里程碑,一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以及党的建设等许多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贯穿于上述各个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中,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
从理论体系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体系,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理论,它的主线是革命和夺取政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它的主线是发展.[1]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命题,这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还是第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中国化的第二座里程碑,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开始.
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做了准确的界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2] 这就把改革开放背景下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整合为一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大范畴之内.这种整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一个重大创新.首先,这种整合不仅仅是表述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种整合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独特的时代背景和实践主题.这个时代背景就是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展开,这个实践主题就是改革开放所要完成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开放性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还要随着实践和探索的发展不断实现与时俱进.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简单相加.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拓展,还会有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来指导新的实践,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仍然可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大范畴之中.
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背景与逻辑关系分析
首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
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形成和提出的.1840年以来,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所要解决的首要历史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提出的时代背景.首先,毛泽东思想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产物.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时代.这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有利的国际条件.其次,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必然产物.最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的产生是中国无产阶级成长壮大和进行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形成和提出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注点,或者说基本线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的现实背景.这个现实背景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实现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的新认识和新判断.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没有变,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没有变,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发展道路没有变.因此,必须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但是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要通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内在地蕴涵了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创新.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根本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其次,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统一性.
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提出的理论渊源.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曲折的开创性探索.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教训,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虽然毛泽东并没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字眼,但是《论十大关系》处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发展规律,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开篇之作.因此,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起点.对此,毛泽东自己后来说过：“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起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3] 从1956年到1966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达10年的艰辛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这些重要的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正如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谈到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时指出：“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毛泽东思想贯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时间上看,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题是夺取政权,实现执政目标；第二部分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中共八大召开）,主题是巩固新生政权,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思想（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主题是以苏为鉴,探索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中第一部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第二部分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第三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思想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和开端.所以,毛泽东思想贯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性视域中的有机整合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毛泽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新的世情、党情、国情、民情,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有力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更进一步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的新的时代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推进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
从理论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这样的概括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这样的概括内在地蕴涵了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艰辛探索和理论创新,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其次,这种概括的最大创新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基础,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视野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概括还不够全面和具体.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时期所总结概括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都可以称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的理论创新.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视域来看,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成果进行有机整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性视域中进行理论整合的一个范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足点是改革开放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所以,以共同的时代背景对理论整合在逻辑和逻辑的统一性角度来看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是,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也包含了丰富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性视域中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有机整合很有必要.笔者的理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样表述的优点之一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基础和理论渊源表达出来了,内在地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和理论定位,说明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优点之二是这样的表述只是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而并没有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和形成的时代背景并不矛盾.